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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超九成受访大学生期待反诈教育进校园</title>
<content>姚林林的网店里，出现了一则买家紧急求助：“购买的时候显示账户冻结了9000元，付不了款，怎么回事？”今年春天，姚林林考研上岸，暑期后到就要上海一所知名高校就读。此后，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同学开始向她“求经验”。后来她干脆开了网店，售卖自己的考研笔记。本着顾客的问题都是大问题的理念，她赶紧向买家询问情况，却不想，这句话正是诈骗陷阱的诱饵。电信诈骗以千变万化的形态出现，造成人民群众财产损失。最高人民法院今年6月发布，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仍居高位，在一些大中城市，此类案件发案量在刑事案件中的占比甚至达到50%。据中国公安部统计，2020年，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32.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6.1万名，打掉涉“两卡”违法犯罪团伙1.1万个，封堵涉诈域名网址160万个，劝阻870万名民众免于被骗，累计挽回损失1876亿元。大学生等青年群体，是接触电信网络设备技术、产品的主体人群，一些大学生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牵动人心。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面向全国106所高校大学生发起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746份。调查显示有10.09%受访者曾掉进诈骗陷阱，31.25%受访者曾遭遇过诈骗但没有上当，50.98%受访者身边有人有被骗经历，仅25.97%受访者没有经历过、也没有听说过身边人遭遇诈骗。受访大学生对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重视程度较高，95.59%受访者期待反诈教育进校园。电信网络诈骗“魔爪”向校园蔓延说起“诈骗”，来自湖南某高校的梁淇有倒不完的苦水。即便已时隔4年，第一次被骗的经历仍让她记忆犹新。“当时我刚上高一，因为是学校是寄宿制，所以家里每个月都会给我打一些零用钱，不过数额也不多。”但令梁淇没想到，刚拿到手的零花钱还没捂热，就被骗子给骗走了。“大概是中午的时候，我收到了一条来自初中同学的消息，她表示自己手机停机了，希望我能帮她充值200元话费，下午就能归还。”收到消息的梁淇有些半信半疑，但骗子很快发来了自己的姓名、学号进行“佐证”。“我表示只能帮忙充值100块，他很快就答应了。”回忆起这段经历，梁淇发现骗子在冒充亲友行骗时，都会提前做一些“功课”，了解一些基本信息，同时表现得非常着急，诱使人赶紧“上钩”。“当他连续发来几条信息表示感谢后，我很快给那个陌生号码充了话费。”直到初中同学找回账号给自己发来道歉的信息，梁淇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不敢告诉家里人的她只能暂时”节省开支”，“虽然金额不大，但对于当时只是高中生的我来说，打击还是很大的，用网上很流行的那句话形容，就是‘这让本就不富裕的我雪上加霜’。”谈及“注销校园贷账户”的骗局，来自江西农业大学的闫严表示自己就曾差点“中招儿”。开学之际，他曾接到过一通陌生号码的来电，闫严描述：“对方语气严肃，接通过便直接报出了我的姓名和身份证号，还问我是否注册过校园贷。”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这是新型骗局的常用套路，一听见对方说起“影响个人征信”，很快便慌了神。闫严回忆，电话那头的不法分子其实说话并不算流畅，反而有些磕磕巴巴，但还是学生的他一听见“身份信息被盗用”“征信”这样影响重大的词汇，慌乱之下很容易被骗子“唬住”。“紧接着他便提出帮我注销账户，但注销操作有时效要求，中途放弃需要时隔14天才能再次办理。”眼见受骗者即将上钩，骗子便会趁热打铁，要求受骗者需在半个小时内将3万元转移到“安全账户”，账号注销后，钱款则会原路退回。“所谓的‘安全账户’其实就是他们的个人账户，我是在借钱的过程中经人提醒才意识到这可能是个骗局。等我再次质问他的工号及姓名时，他立马就把电话给挂了。”后知后觉的闫严出了一身冷汗，“还好我学费交得早，如果我手头上刚好有3万块，可能就真的被骗走了。”在公安部刑侦局、国家反诈中心指导下，中国青年报社主办，中国政法大学协办，中青校媒、蚂蚁集团共同承办的“无诈校园——校园防骗计划”启动仪式上，安徽省六安市公安局金安分局刑警大队反诈中队指导员陈功名说明了构建“无诈校园”的紧迫性。“电信网络诈骗危害极大，已严重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有的贫困学生为走“致富”捷径借款刷单，最终受骗，金额从几千、几万、几十万元不等；有的学生受骗后无力返还债务，精神压力过大走上轻生道路，付出生命的代价；有的学生走上诈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和电话卡的违法犯罪道路。”陈功名介绍，通过举行形式多样、全校师生参与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可以进一步提高校园反诈意识，自觉抵制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活动，筑牢校园反诈防诈的安全高地，为师生创造更加安全稳定和谐的校园环境。受访大学生期待丰富的校园反诈教育闫严表示，各种新型骗局在刚出现时，成功率都比较高。“没有听说过、经历过此类骗局，便很难树立起相应的防范意识。”闫严希望大家积极分享诈骗相关的事例、将骗子的常用手段公诸于众的同时，给广大群众敲响警钟。“凡是对方提到‘学生贷款’‘注销校园贷’‘学生账户转成人账户或社会账户’等说辞的，一定就是诈骗。若实在无法判断真伪，可先报警咨询。”闫严希望大家都能接过反诈的接力棒，并将其传递下去。“很多人都以为诈骗离自己很远，殊不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唯有人人都添砖加瓦，这座反诈骗的防火墙才能越筑越高，越筑越牢。”随着反诈防骗宣传越来越丰富，不少大学生也在关注、学习反诈知识。中青校媒调查显示，95.23%受访者曾学习过反诈骗知识，其中通过媒体的传播、报道学习的受访者最多（84.09%），其次是学校开设的课程、讲座等（81.61%）。此外，公安等相关部门的组织宣传（68.24%）、亲友告知（47.31%）等，也都是受访者的学习渠道。也曾遇到过电信诈骗的夏岚是福建一所大学的学生，她感叹：“骗子的诈骗手法更新得太快，而且花样越来越多，及时向人们科普新的防骗知识太重要了。”她很愿意去听民警在学校开设的讲座，“反诈民警了解最新的诈骗手段，能把最新的诈骗套路告诉我们，让我们有针对性地防范。而且关于反诈的知识，我们对警察的信任度也更高。当时警官教育我的时候，我就特别反省和自责。”夏岚也很喜欢警察在线上视频平台做的防诈骗传播，“有的民警用段子的形式呈现反诈知识，很吸引人”。调查显示，受访者接受过的校园反诈教育中，有组织反诈讲座等相关科普活动（72.98%）、学校校园媒体平台传播反诈知识（68.46%）、开设反诈相关课程（56.96%）、举办反诈知识竞赛、反诈文艺演出等创意类活动（36.05%）、利用学校周边（如反诈月饼、反诈水杯等）进行宣传（27.39%）等。在受访者看来，校园反诈教育还存在一些不足，包括形式比较传统、不够新颖、对学生吸引力低（65.33%），宣传覆盖面不够广（47.12%），反诈宣传停留在表面、对学生的警示作用不够（42.97%），没有充分利用大学生常用的传播平台（37.36%）等。受访者最期待的反诈教育形式，是有意思的反诈宣传片或其他文艺类作品（76.98%），此外，一线民警进校园开展反诈相关活动（67.33%），有创意的横幅、海报等给人视觉冲击力强的反诈宣传作品（59.10%），可以随身携带、实用性强的反诈宣传周边，如水杯、手机壳、帆布袋等（47.05%），开设实用性高的线下反诈教育公共课（40.68%）等，也受到大学生的期待。有了被骗的教训，梁淇有了更深刻的防范意识。俨然成为好友圈里“反诈小卫士”的她，对电信网络诈骗深恶痛绝：“开学季就是诈骗的高峰期，不少不法分子以打着‘注销校园贷账户’的幌子，诓骗大学生泄露银行卡的信息。”在她看来，此类诈骗对高校学子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损失巨大：“我听说我们学院就有同学被骗了一整年的学费，接受了辅导员很长一段时间的心理疏导。”为此，加入了学院校园媒体的梁淇开始积极参与反诈主题的宣传，主动申报相关选题，并将一些枯燥的知识制作成通俗易懂的图文或视频进行传播。科技感、花样多的反诈教育吸引眼球受访者期待的反诈形式中，开发国家反诈中心App这类可以拦截电信诈骗的工具（80.63%）比例最高，打击信息贩卖、杜绝信息泄（72.40%）紧随其后，此外还有做好学校、社区、企事业单位等机构的反诈科普工作（66.02%），通过更易于传播的电影、视频、漫画等形式传播反诈知识（59.03%），建立完整有效的诈骗案件举报渠道，公布、还原诈骗过程警醒他人（54.04%），加大对诈骗行为的打击、惩罚力度（52.51%）。建立完整有效的反诈举报渠道，公布、还原诈骗过程警醒他人（51.31%）等。谈到反诈教育的普及，闫严对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组织开发的“国家反诈中心App”的推广方式印象深刻。“前段时间，来自河北秦皇岛海港区公安分局的反诈民警陈国平，也就是‘反诈警官老陈’，通过直播连线主播的方式宣传反诈知识，呼吁网友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非常‘出圈’，我个人也觉得非常有意义。”闫严表示自己深刻感受到了公安部门宣传反诈骗的力度，无论是旅游、逛超市、网上冲浪，都能遇到宣传反诈的民警和反诈骗相关的提醒。“有些景区也很会玩，告知游客优惠的前提就是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闫严也特意做了功课，他发现，这款App拥有“来电预警”功能，每当有陌生电话打进来，它就会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比对判断该电话号码是否是诈骗电话，并给出“疑似诈骗电话”的示警。“不仅如此，它还拥有风险查询等功能，可以查验对方给的支付账户或银行卡号是否存在异常。”姚林林期待防骗知识更多地出现在大学生常接触的平台，“这些平台还可以针对性地向用户推送一些好的反诈知识传播产品，把好的反诈宣传推到大众视野中。”姚林林也想为校园反诈做一些努力，“比如做一些场景还原的表演、真实案例的宣传等等”。她也在不少App上看到过反诈提醒，在她看来，这也是平台在反诈防骗方面负起了责任，“诈骗，尤其是电信诈骗，也需要这些平台的共同努力”。在“无诈校园——校园防骗计划”启动仪式上，蚂蚁集团大安全资深总监、反欺诈专项行动负责人顾鸣说：“在全民反诈的浪潮之下，社会各界都在和骗子比拼速度，我们希望人工智能的助力能够成为加速引擎之一。新一代的反欺诈风控体系从静态的被动防守转变为动态的主动对抗，形成了信息泄露防治、异常操作捕捉、风险预警、风险交易阻拦、线下精准打击的全链路防控体系。”梁淇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同学可以加入到反诈宣传的队伍中来。“青年可以作为推广反诈教育的主力军，将反诈知识包装成更有意思、更易于传播的物料，在高校乃至全社会进行宣传。”梁淇提到了曾上过热搜的“反诈月饼”，“希望更多高校可以尝试此类创意宣传，易于普及，同学们喜闻乐见。”同时，她期待高校可以组织一支自己的反诈宣传队伍，定期开展主题活动。“比如说举办反诈短视频大赛，或者反诈宣讲等主题活动，甚至可以走出校园，向老人、小孩等易受骗人群普及常见的诈骗手段，打好预防针。”梁淇说道。苏筱被骗的经历也成了学校老师科普反诈知识的“反面教材”，不过苏筱并不介意，“如果我的经历能给大家起到警示作用，也算值了。”现在，苏筱的手机里多了几道防火墙，国家反诈中心App，以及云南当地推出的小程序“防诈金钟罩”成了她保驾护航的密码。有了一次被骗经历后，“不要贪、不要怕、不要信”成了苏筱常挂在嘴边的“三不”箴言，“遇到可能是诈骗分子的时候，不要害怕，学会拨打110，保护好自己的个人财产。”（见习记者毕若旭罗希程思）（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受访大学生均为化名）</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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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警惕电子烟渗透到青少年身边</title>
<content>　10月22日，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控烟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复旦控烟研究中心”）发布的《电子烟营销及对青少年健康影响研究报告》显示，在一个月内曾尝试购买电子烟的青少年中，2/3的人都成功买到了。　　面向未成年人的电子烟销售，呈现“打击一阵、消停一阵；打击过后，继续猖狂”的状态。　　这项报告是基于对2405名来自上海、成都和广州的初高中学生所作的调研。调查结果显示，这些青少年中的108人曾使用过电子烟（约4.5%），87人（约3.6%）在过去30天尝试过购买电子烟。青少年获取电子烟的主要途径是：线下实体店购买（42.4%）、网络购买（38.8%）、他人赠送（28.2%）、便利店购买（16.5%）等。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烟草专卖局曾在2018年、2019年联合出台《关于禁止向未成年出售电子烟的通告》和《关于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的通告》。无论青少年从网络渠道还是线下便利店购买电子烟，都在国家政策明令禁止的范围之内，但却屡禁不止。　　南方都市报记者吴斌曾长期跟踪控烟报道，他在研讨会现场拿出了一组由其邀约初二学生帮忙去便利店购买电子烟的暗访视频。视频显示，10多名参与暗访的初二学生均在便利店轻松买到电子烟。有不少店员还向学生推荐不同口味的电子烟，“这是巨峰葡萄味儿的，这是牛奶味儿的，都很好吃。”　　复旦控烟研究中心主任郑频频认为，这说明监管部门对电子烟等相关产品的监管力度有待提高。关键问题在于对电子烟的认定上，是否将其纳入到烟草的监管体系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注意到，此前学界也曾提出过“禁止电子烟使用调味剂”的建议，学界普遍认为，不允许电子烟使用调味剂能有效杜绝部分未成年人购买。但在电子烟厂商及多方作用下，这一建议未能得到采纳。厂商声称，“禁止使用调味剂不利于取得积极的公共卫生成果”。　　夏日百香果、长岛冰茶、白桃乌龙、冷萃凤梨……这些都是目前市面上可以买到的电子烟口味。“市场上的电子烟产品约1.6万种，这些口味添加剂更加吸引青少年接触尼古丁并成瘾，一些口味添加剂可能带来健康风险，如有香草和肉桂醛的添加剂会增加电子烟气溶胶的毒性。”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无烟草行动技术官员孙佳妮认为电子烟并不安全，“它所产生的气溶胶中含有尼古丁和对使用者、非使用者都有害的有毒化学物质，同时，电子烟使用会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和肺部疾病的风险。”　　青少年第一次使用电子烟的年龄大多在10-15岁，日常以学业为主的青少年究竟是如何接触到电子烟相关信息的？调查结果显示，15%的青少年在学校附近的商店看到过电子烟，有1/3的青少年表示在最近一个月内看到过电子烟广告。被调查的青少年主要是通过社交媒体和线下实体店听说了电子烟。　　“现在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情况。控烟机构没声音，（电子烟）营销软文满天飞。”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黄彪文重点研究了电子烟的相关报道后发现，这些软文的发布渠道以综合类网络媒体（40.18%）为主。　　郑频频团队此前监测了104个中文电子烟企业官方网站发现，仅43%的网站对用户的进入年龄进行了限制，但这样的限制并无任何具体验证要求；76%的电子烟企业网站没有任何健康警示声明；部分含有健康警示信息的网站还存在诸如“电子烟只是减害产品，对健康仍可能有害”这样的模糊信息，“警示力度明显不够”。　　据悉，多数青少年在使用电子烟后会产生不适。108名使用过电子烟的青少年中，50名（46.3%）青少年自述发生过不良反应，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咽喉刺激或咳嗽、口干痰多、头痛恶心等。（记者王烨捷）</content>
<pubTime>2021-10-28T10:09:00</pub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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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教育部开展全国学校急救教育试点工作 首批拟组织150所学校参与</title>
<content>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决定实施青少年急救教育行动计划，开展全国学校急救教育试点工作。首批拟组织150所高中和高校参与，在校园内配备相关急救设施设备与物品，并对学校教师、学生进行急救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研制急救设施设备配备规范（试行）和急救技能培训方案（试行），探索校园急救技能证书开发试点建设工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急救教育经验做法，推动各级各类学校强化急救教育。根据试点建设原则，试点将结合学生身心发育规律、学校类型规模开展多元探索，形成多层级、多类型的校园急救方案。力争中学阶段，掌握基本应急救护知识技能，培养自救互救和自我保护能力；大学阶段，普及应急救护、防灾避险知识技能，倡导救护志愿服务。试点工作主要有三项重点任务：一是普及校园急救知识。建立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以主题教育为重要载体、以日常教育为基础的急救教育推进机制。结合学校实际，加强对校园常见的气道异物梗阻等紧急救护，创伤出血与止血、关节脱位与扭伤等创伤救护，淹溺、烧烫伤、中暑等意外伤害，火灾、地震、踩踏等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护知识普及教育。鼓励高校开设应急救护相关课程并纳入学分管理。二是配备校园急救设施。试点校要参照有关学校卫生工作标准、校园急救设施设备配备标准等，结合学校规模、环境、地势、交通、建筑等实际情况，配备足用、实用、适用的校园急救设施设备。鼓励有条件的试点学校逐步配备自动体外除颤器（AED）。三是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各地要积极会同红十字会、急救中心等部门，重点培训试点学校校医、体育与健康课教师、班主任等教职员工，鼓励支持师生通过应急救护培训取得相关证书。对取得救护员证书的校医、体育与健康课教师、班主任等开展救护师资培训，培训合格的师资在军训期间等对学生进行防灾避险知识普及培训，提高学生避险、救护技能。试点推荐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推荐3—5所高中和高校参与试点工作。试点校的选择应综合考虑学校类型、规模、区域等因素，其中，职业院校原则上不少于1所。优先考虑已安装急救设施设备或已有应急救护培训基础的学校。全国校园急救教育试点工作办公室将统筹各方资源，支持各地开展试点工作。</content>
<pubTime>2021-10-28T10:08:00</pub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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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教育部部署秋冬季疫情防控：减少师生跨区域出行 及早科学谋划寒假安排</title>
<content>教育部日前印发通知，部署从严从紧做好2021年秋冬季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分类精准掌握师生健康状况和行程轨迹，减少师生跨区域出行，及早科学谋划今年寒假安排。通知指出，要严格落实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第四版）要求，根据属地疫情防控政策，加强校门管理，做到入校人员身份核验、健康码核查和体温检测全覆盖。要加强与属地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协作，强化人员、物资、隔离场所和核酸检测能力等应急储备。要持续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通知提到，要分类精准掌握师生健康状况和行程轨迹，持续加强健康教育，多渠道多形式引导师生严格遵守疫情防控有关规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减少跨区域出行，坚持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持续做好个人防护。通知强调，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要严格大型聚集性活动防疫要求。坚持“非必要不举办”“谁主办谁负责”原则，加强大型聚集性活动审批与管理。鼓励采用线上方式举办活动，确需线下举办的，应坚持属地管理原则，经当地应对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领导小组、指挥部）审批同意后方可举办，同时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严控活动规模、时长。教育部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要统筹做好秋冬季传染病防控。大力开展新时代校园爱国卫生运动，坚持人、物、环境同防，坚持多病共防，结合秋冬季常见呼吸道、肠道等传染病特征，加强学校传染病监测、预警和处置，鼓励师生接种流感疫苗，降低与新冠肺炎叠加流行风险。加强教室、宿舍、食堂、卫生间、图书馆等重点场所和各类公用设施、物品的清洁消毒，加大高频接触使用部位消毒频次。要高度重视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及早排查风险和隐患，严防发生校园食品安全事件。在寒假安排上，教育部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应按照当地党委和政府统一安排，根据学校教育教学任务完成情况和国内疫情形势，结合师生意愿和需求，及早科学谋划今年寒假安排。</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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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线上“学习监督员”能否帮大学生自律学习</title>
<content>魔鬼一周108元，炼狱一周168元，减肥必成一季度1088元，考研必成一季度1198元……请一个“学习监督员”监督自己的学习进度，成了高校大学生中流行的热门活动。一些请过学习监督员的大学生，自己也去应聘当起了学习监督员，找到一份兼职；有些商业头脑的大学生，干脆开起了学习监督员中介机构，在各大网络交易平台售卖“监督学习”这项服务。AppleID和密码都给了“学习监督员”浙江的大学生章圆正在准备考研的关键阶段，他在一个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一篇介绍“人工监督”的推文后，发现了“学习监督员”这个新产品，便在淘宝上挑选了一家好评较多的店铺，下单了一周监督体验服务。下单后，客服询问章圆的专业和需求，以便根据要求给他提供最合适的监督员。章圆有同学也请过学习监督员，同学用过来人的身份指导他，虽然网店的描述是，“监督员都是研究生，可以根据客户的学习条件来制定计划和提供辅导等”，但学习监督员的“专业程度”需要靠自己去“试探”，“因为都是远程服务，对方很有可能连个本科生都不是，就来指导你考研”。章圆与学习监督员对接后，开始有步骤地用一些专业问题和术语来试探监督员的专业程度。第一天，他发现店铺配给他的学习监督员“肯定没有研究生水平”，要求换人。第二天，他发现新配的学习监督员特别“小心翼翼”，一点都没有严厉监督的感觉。换到第三名监督员时，章圆加价60元，由原来的“监督学习”升级到“监督+叫早”服务，并点名要求换“店里好评最多的那个人”。这“好评之王”果然没让章圆失望，他指导章圆列出细到分钟的计划，定时提醒计划进度，并给章圆推送“鸡汤”文章。但第二天，他邀请章圆体验手机被控制的恐惧感——通过下载一个常见于青少年手机里的防沉迷客户端，学习监督员可以定时定点锁屏、禁用手机里的App、监控手机使用时长等。“我当时想体验全方位的监督，于是就答应了。”章圆说，学习监督员还向他索要手机的AppleID和密码，次日通过苹果的查找手机服务让手机发出刺耳的提示音，达到“叫早”的目的。“手机会不断显示各种弹窗，而且手机软件的摆放都被打乱了。”到了第四天，章圆处理完一堆繁杂事务后实在无精力学习，想申请休息却突然遭到了学习监督员的“人身攻击”，他反馈给淘宝客服无果，就在没有退款的情况下提前终止了监督服务。监督员的无奈：被申请“无理由退款”身在云南的大学生纱纱是一名兼职学习监督员。“你好呀，我是监督员纱纱！”这是纱纱常用的开场白。半年前，正在备考注册会计师的纱纱在刷短视频时突然发现了学习监督员这种服务，心血来潮体验了一次后感觉良好，便联系了当时的店家应聘学习监督员。经过简单的面试后，她便入选了，“没有看身份证，也没有确认我的学历证书之类的。就问了一下我的大致情况”。半年里纱纱积累了不少应付不同客户的经验。就读会计专业的她，有时候会遇到备考初级会计证的客户，纱纱会主动跟对方分享备考经验和学习方法，及时调整对方学习计划的不合理之处，以期在监督学习之余更好地帮助他们。但有时，她也会成为客户焦虑、气愤、苦闷等情绪转移的“垃圾桶”。纱纱这周的工作，是监督一名考研的同学早睡早起。一方面，纱纱会要求对方下载一个睡眠软件，记录每天几点睡觉和起床，并提供每天的手机使用时长截图；另一方面，纱纱会让对方拍照打卡证明是在学习。除了按客户的计划表定点提醒外，她还会抽查对方有没有偷懒。监督别人学习非但没让纱纱的课业落下，还让她感到了自我提升，“叫早也让我养成了早起的习惯，一般他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也在学习，定点提醒也是给自己一个休息时间。”但令人意外的是，那位客户申请了“无理由退款”，纱纱这一周“白干了”。缺乏评价系统，买卖双方权益难保障记者注意到，作为一项新兴的服务，学习监督逐渐成了大学生创业的一个方向。在温州大学读网络工程专业的大三学生余本钦，从2018年开始自主创业，现在经营着三家监督店。他的店铺提供各式监督服务：普通消息监督、强力消息监督、连麦监督、视频监督等，价格由8元到上百元不等。在余本钦的一家网店里，每月下单人数有五六百人，其中以学生群体为主，但也不乏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客户。“比如很多人会需要助理跟进项目，定点提醒和修改进度，但是现实生活中招一名助理又太贵，而我们的监督服务就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余本钦的创业初衷是让自己更加自律，在经营网店期间为了帮助更多的人，他主动学习了很多提升自控力的知识，有时还会去请教学校的心理老师。对于一些无法定时完成任务的客户，余本钦还会提供一些咨询服务和改善方法。比如，上周他接到一个25岁在职考公务员的男生的委托，男生一直被家里催婚，备考计划也常常被工作打乱，整个人处于焦虑状态。“于是我就针对他的情况提出一些建议，主要是告诉他一个信念——只要空闲下来，要么是完成计划中的内容，要么是在完成计划的路上。”他介绍，通过这样不断地自我强化目标，可以帮助对方更好地进入状态。在成都理工大学举办的一次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该大学商学院的几位学生申报了一个名为“可达”的创业项目。在实践环节，他们打印了各种宣传纸条粘贴在教室桌面、食堂等地方，邀请同学加入“自律小组”并为其提供监督服务。大二学生刘午端参加了项目体验。“那周要考专业四级，作息和自制力都不太好，干脆花5元钱订了一周的监督服务。”刘午端的监督员是一位“小姐姐”，她每天提醒小刘早起打卡、学习打卡、睡觉打卡。但小刘发现，所谓“监督”也仅限于通讯软件上的一个提醒而已，“有时候惰性作祟，叫起了还是赖床，学习打卡会发一张之前的照片过去，晚上回了消息还是继续熬夜。”他觉得，这种线上监督基本没有用。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学习监督员”的服务提供者、购买服务者大多为在校大学生，由于“监督效力”不容易判定等原因，无论是从业者还是购买者，都有可能在服务进行过程中得不到权益保障。“如果没有比较完善的服务监督、评价体系的话，这个行当做不大。”余本钦说。(何芷茵、烨捷)（文中章圆、纱纱、刘午端均为化名）</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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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素质教育、职业教育会是教培行业的希望吗</title>
<content>青创头条App发布的2021年第三季度创业公司传播影响力榜单显示，曾长期处在榜单前列的教育培训类公司，已纷纷“跌落”。上一季度，高途、猿辅导、作业帮、学而思和新东方的传播影响力均处在榜单前50位。第三季度，传播影响力前50的榜单中，仅剩高途排在27位，猿辅导、学而思、新东方和作业帮则分别排在58、61、67和92位。无论是媒体机构还是自媒体账号，对于教培类公司的关注点均集中在“是否已倒闭”和“是否在转型”上。从青创头条App监测到的热点新闻事件可以看出，猿辅导、作业帮、新东方等头部教培机构选择了“断臂求生”，快速撤离学科类培训，素质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成了他们的新选择。记者梳理媒体报道发现，高途宣布关闭全国13个中心，重点业务转向成人教育、STEAM（STEAM分别代表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教育、数字产品和职业教育这四大方向。作业帮在成都业务全部关停之余，除了继续原本的教育硬件，还正式上线了三款素养类产品，继续进军素质教育。猿辅导顺势将其已运营一年多的STEAM科学教育产品——“南瓜科学”推向了公众视野，并于前几天宣布即将推出教育科技新品牌入局2B智能教育市场。学而思关停了线下多数门店，向线上培训、素养教育的全面转型，并在不久前宣布推出学而思素养中心。新东方则选择关停K12阶段学科类培训业务，将目光投向了素质教育和大学生业务，大学生考试业务将重回战略重心。有媒体报道，“双减”下，素质教育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教育硬件赛道市场尚可，新东方等一些在线教育企业也都在筹备各自的智能硬件项目。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又给职业教育赛道增添了“光环”。意见指出，鼓励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举办职业教育，鼓励各类企业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并规定“新增教育经费向职业教育倾斜”等。在政策红利、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众多教培机构创始人被视为“再次创业”，进军新赛道的路途能否顺利，会否再步入K12教育的“后尘”，还需要时间考验。不过，经历了强监管的教培行业，无论在哪个赛道，合法经营和回归教育初心才应当是最基础的准则。(记者孟佩佩)</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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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校地合作打造高端科创平台 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成立</title>
<content>记者今天从中国矿业大学获悉，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日前正式成立。该实验室是徐州市依托中国矿业大学等优势平台成立的重要科技创新平台，也是徐州市与中国矿业大学双方深化校地合作的成果。据介绍，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将瞄准国家战略，立足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围绕“深部地球科学与岩主力学、深地灾害防控与装备研发、深地空间利用和资源开发”三个研发方向，打造深地科学——工程技术——高端装备创新链和深地探测开发——地下空间利用——智能高端装备——防灾应急救援产业链，推进前沿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开发的有机互动与深度融合。中国矿业大学党委书记刘波表示，学校作为云龙湖实验室核心依托单位，将积极发挥学科优势、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为实验室建设提供大力支持，与各方共同努力，在基础理论、工程技术、装备研发等方面组建大团队、承担大任务、产出大成果，携手推动实验室成为深地科学与工程领域的“领跑者”。作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校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将以云龙湖实验室建设为契机，积极应对能源革命、碳达峰碳中和、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等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推动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书写时代命题下的矿大答卷，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行业区域发展中贡献矿大力量。</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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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职业本科，来了！</title>
<content>10%，这个数据标志着我国职业本科教育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后终于“落地”，并已经到了具体实施阶段。“10%”，这一数据出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提出：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的目标任务。据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全国高职（专科）招生524.34万人，如果每年保持这个招生规模，意味着到2025年后，职业本科学校每年会招生50余万人。未来已来。截至目前，教育部已批准了34所学校开展职业本科试点，为探索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参考和范本。如何推进职业本科教育发展？近日，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承办的职业本科教育办学质量提升研讨会上，教育部职成司副司长林宇指出，当前职业本科教育正处在起步的关键阶段，教育部将进一步加强对职业本科的分类指导。坚持稳步发展，要避免“大而全”，对照设置标准、围绕学校特色，成熟一个设置一个。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以质量为核心，发展高质量的职业本科教育，为社会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为什么办？“职业本科教育是我国教育改革的新生事物。”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副所长曾天山坦言，职业本科教育既缺少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资借鉴，又面临着诸多挑战。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首次提出“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再次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本次《意见》中又明确提出，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的目标任务。“从国际看，我国语境下的职业本科教育在多个西方国家都有对应的办学主体，并且成了多数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重要办学形态。”曾天山介绍，目前，德、美等国均发展了不同形式的职业本科教育，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办学经验。“发展职教本科既是应对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愿望的客观需求；既是加快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曾天山给为什么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作了总结。而在我国第一所由公办高职转设为职业本科学校的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吴学敏看来，当前及未来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需要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据2017年2月教育部等3部分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测，到2025年，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的人才需求缺口将进一步扩大到3000万人左右；有关调查也显示，73.8%的企业反映“技术人才缺乏”，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匮乏已成为推进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的重要短板和掣肘因素。“开展职业本科教育，本质上是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必然，将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契合了产业转型升级、一线人才质量需求层次上移的实际需求，通过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吴学敏说。谁来办？自2012年以来，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省就支持高职院校与本科学校在某些专业点上开展以“依托高职优质资源、联合本科举办、发放本科文凭、高职院校办学”为特点的“4+0”培养（四年全部在高职院校培养）职业教育本科试点，以及采取“3+2”培养（三年高职+两年本科）试点。吴学敏认为，对于“4+0”模式，高职院校作为主体办学方，面临着“学校没有冠名权、教师没有主导权、学生没有归属感”的现实困境，办学主动性逐步减弱；本科院校作为合作方，面临着各类评估、认证以及申报硕士点等考核，对生源及培养要求逐步收紧，合作办学的积极性逐步降低。而对于“3+2”模式，高职院校和与其对接的本科学校拥有不同的培养定位、评价体系、师资结构，学生一旦“升入”本科，将不再按照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培养模式接续培养，并不利于学生技术技能水平的持续提升。曾经一段时间，教育部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2015年，教育部等三部委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遴选了部分试点本科高校探索应用型发展模式，开辟了实现本科职业教育的新路径。但是，因为办学惯性和师资队伍等因素，实际上本科转型各地实施进展不一，部分学校转型的内生动力和外部驱动力不足，籍由此来扩大职业本科教育，任重道远。虽然，此次《意见》中也提到：鼓励应用型本科学校开展职业本科教育。有专家认为，这是“鼓励”而不是“要求”或是“必须”，因此由应用型本科学校来开展职业本科教育，其主动性和“鼓励”的政策力度还有待观望。“而公办高职对办职业本科，有很大的积极性和吸引力，并且责无旁贷。”一直关注职业本科教育的铜仁学院校长侯长林，之前在铜仁职业技术学院任校长，对公办高职探索试办职业本科教育一直在鼓与呼。目前，在教育部已批准的34所开展职业本科教育的学校中，来源有4条路径：第一条是22所由民办高职直接升格为职业本科学校；第二条是由9所公办高职“借壳”独立学院，合并后转为职业本科学校；第三条是由3所应用型本科高校申办职业本科专业；第四条是由公办高职直接升格为职业本科学校，目前此条路径只有1所，是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由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升格而成。“应该加大公办高职直接升格办职业本科教育的力度。”侯长林呼吁，在继续积极引导普通本科举办职业本科专业或转型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的同时，需要继续打开公办高职专科院校升“本”的“天花板”，建立“动态升本”和补充“双高计划”的机制。2019年12月10日，教育部、财政部公布了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高校及建设（“双高计划”）专业名单，首批“双高计划”建设名单共计197所，其中高水平学校建设高校56所，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141所。侯长林解释说，所谓“动态升本”和补充“双高计划”的机制，是指每年或几年从“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中遴选一批升格为职业本科学校。同时，相应又从“高水平专业建设学校”择优递补进入“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行列。同理，因递补产生的“高水平专业建设学校”空缺，又从非“双高计划”学校中择优遴选。“这种滚动的发展链条一旦形成，不但为做强后续职业本科教育增量提供了制度和机制保证，也给高职教育的良性发展注入了活力。”侯长林说。当然，侯长林认为，不管由谁来办，一定要把好进入职业本科教育阵营的入口关，即新增的一定要有较强的办学实力，要高标准建设职业本科和专业。达不到要求的，决不能“放水”，否则，会给职业本科教育造成很大的伤害。怎么办？“职业本科学校既要传承职业教育的‘基因’、保持高等专科职业教育多年发展形成的内涵特征，又要借鉴应用本科转型的成效经验、改革创新蹚出一条‘新路’。”在国家督学、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崔岩看来，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面临创建具有自身优势办学特色的严峻挑战，与高职专科的探索发展过程极其相似。在崔岩看来，什么是职业本科教育？职业本科教育与普通本科、应用本科有什么区别？与高等职业专科教育又有什么区别？究竟由哪些类别学校来办职业本科教育？怎样办职业本科教育？这是目前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亟待探索厘清的问题。为了办好职业本科教育，2021年年初，教育部先后颁布了《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等两个规范职业本科学校办学的文件，成为职业本科学校办学、专业设置的基本遵循；3月，教育部职成司按照这两个文件，制定了《本科职业教育学校办学情况评议要点》《本科职业教育专业评议要点》，对27所学校的办学情况和专业进行评议；5月，又组织了5个专家组对已招生的22所学校进行了现场调研。专家组评议认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工作总体稳步推进，取得了一定成效，坚持了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定位，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但也存在突出问题：部分学校申报专业缺乏依托，办学条件明显不足，其中有所学校依托应用英语专业申办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部分学校申报专业与区域发展需求和办学定位明显不匹配，其中有所学校申报护理专业，所列仪器设备多为办公家具，依托的高职专科专业刚举办两年，尚无毕业生；部分试点学校对试点任务定位不清，办学理念有待凝练，人才培养方案粗糙，其中有所学校申报的电子商务专业实践教学学时中所谓“课外自主实践”达50%；部分学校已试点专业建设尚有待加强，同时又盲目申报新专业，其中有所学校今年首次申报专业数竟达48个专业，涉及12个专业大类；个别地方与学校工作不严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升本不忘‘本’，升格不变‘质’，职业教育办学方向不动摇。”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吴学敏介绍，学校的专业100%对接江苏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68%的专业对接江苏“十四五”战略新兴产业。学校从高职升格而来，首先要确保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都遵循职业教育办学规律、人才培养定位和基本培养路径。学校办学能否获得家长、学生、用人单位和社会各界的认可，关键在于：其培养的学生能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产业发展需要、其师生能否解决行业企业一线遇到的技术难题、其能否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值赋能。目前，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金字塔”。曾天山认为，发展职业本科教育，首先要廓清其人才培养定位，回答职业本科教育到底“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作为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如何落实“坚持职业教育办学定位，保持职业教育属性和特色，培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厘清办学定位，少走“转型升级”的弯路。侯长林认为，任何新生事物的诞生，都有一个社会承认的过程。职业本科教育也是如此。因此，在当前乃至于今后一段时间内，有人不理解甚至不承认都是正常的。但就职业本科教育自身而言，要想发展壮大，就需要走稳每一步。（记者梁国胜）</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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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落实“双减”工作有成效 回归教育本质，让孩子全面健康成长</title>
<content>“双减”前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校外培训情况的变化“双减”后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小学与初中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具体情况怎样？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有什么影响？今年秋季学期开学后全国各地落实“双减”具体措施的成效如何？从2013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组织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对分布在全国21个省级单位的112所初中、200所小学的4万多名学生及其家长、教师、学校领导就基础教育领域里的广泛议题进行了持续调查。今年暑假期间和秋季学期开学以后，就“双减”工作的落实情况及各相关方面的意见和看法又展开了专题调查，让我们一起看看数据怎么说。近几年的数据调查结果显示，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中有42.2%希望子女能读到硕士及以上学历，希望子女读到本科的有53.5%，两者合计95.7%,这与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的容量有着不小的差距。并且，只有31.4%的家长表示能接受子女在初中毕业后分流去职业学校。在对子女教育充满较高期望的同时，广大家长还表现出高度的教育焦虑。小学和初中生的家长们有84.1%的同意“孩子受到全面且良好的教育，是将来应对激烈社会竞争的最有效手段”的说法，82.1%的家长同意“小学或中学能否上好的学校，对于孩子的发展非常关键”，54.6%的家长同意“家长需要尽一切可能为孩子提供最有利的条件，至少不能比其他大多数孩子差”，54.5%的家长同意“孩子如果考不上好的大学，人生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47.6%的家长同意“家长为子女教育投入再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也不过分”，46.1%的家长同意“孩子教育上的成功都需要以牺牲一定当前的快乐为代价”，甚至有22.3%的家长认为“孩子比周围多数孩子的表现差，对家长来说是非常难堪的事”，有21.8%的家长认为“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好，是家长对子女教育失败的表现”。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们对子女教育期望和教育焦虑普遍处于高位，直接转化成对子女学习要求和校外培训的压力。“双减”前，2021年春季学期有48.1%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参加了学科类校外培训，50.8%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参加过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班或请过家教数据显示，在“双减”工作全面落实之前的2021年春季学期，一年级小学生课后完成学校布置的书面作业平均时间为0.3小时，二年级学生为1.1小时，三年级学生为1.3小时，四年级学生为1.5小时，五年级学生为1.5小时，六年级学生为1.5小时，七年级学生为1.6小时，八年级学生上升到了2.1小时，九年级学生更是达到了平均2.2小时。这显然与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时间不超过90分钟的减负目标存在一定的差距。过重的作业负担会造成对学生体育运动时间、社交娱乐时间、甚至睡眠时间等其他类型生活时间的挤压，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调查结果显示，2021年春季学期，有48.1%的小学和初中生参加了学科类校外培训，包括参加校外培训班或者是请家教。并且从小学到初中，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比率也持续提高。小学一年级有三分之一（33.3%）的学生参加了学科类校外培训，二年级有41.6%的学生参加了学科类校外培训，三年级为43.9%，四年级则一下提升到了49.6%,五年级为49.7%，六年级达到了51.8%。初中阶段，学生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比率都超过了一半，并且逐年级增长，七到九年级分别为54.6%,55.4%,56.6%。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除了51.9%的没有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以外，有17.8%参加了一门学科类校外培训，16.8%参加了两门学科类校外培训，13.6%参加了三门及以上的学科类校外培训。这些近半数的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平均每周花费时间4小时，学期学费支出平均为7341元。在体育、音乐、美术等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方面，2021年春季学期，50.8%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参加过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班或请过家教。这部分学生平均每周花费时间3.9小时，学期支出平均为6328元。不同于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参与率随年级增长而升高的趋势，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呈现随着年级的增长快速下降的趋势。一年级小学生参加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比例高达67.4%，二年级为63.0%,三年级为63.9%，四年级降到了6成以下，为55.1%，五年级为51.3%,六年级为52.7%。初中阶段，学生参加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比例更是急剧下降，七年级为38.1%,八年级为25.4%,而九年级只有17.9%的学生参加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这样一增一减两种趋势，使得在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随着年级的增长日益呈现出以学科类培训为主的格局。调查数据显示，在2020年全年，家中有小学生及初中生的家庭在子女校外培训方面的支出平均为21487元，中位数支出为10000元，平均占家庭在2020年总收入的15.3%，有25.1%的家庭子女校外培训支出达到或超过了家庭总收入的20%，10.3%的家庭子女校外培训支出达到或超过了家庭总收入的30%。所以，校外培训不仅是学生和家长在时间和精力上的负担，对家庭的支出也是一个较重的负担。“双减”后，2021年秋季学期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小学和初中生为21.7%，参加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比率为38.9%进入“双减”工作全面贯彻落实的2021年秋季学期，数据显示，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小学和初中生为21.7%，比春季学期的参与率下降了26.4个百分点。这一部分学生平均每周用时5.4小时，人均学期支出7326元。与上学期相比，平均每周用时增加了1.4小时，而人均学期支出减少了15元，这说明“双减”工作各项措施的落实不仅显著减少了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学生的数量，同时也降低了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收费，减轻了家长负担。2021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参加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比率为38.9%,与上学期相比下降了10.9个百分点。这一部分参加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学生平均周用时3.8小时，比上学期少0.1小时；学期支出5600元，比上学期减少了728元。在时间和支出上与上学期相比都有所下降，但支出下降的比率更大。再一次体现出“双减”工作的落实不仅降低了校外培训的参与率，同时也推动了校外培训收费水平的下降。大多数家长赞成政府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举措，超七成的家长对学校本学期提供的课后服务表示满意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政府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举措，有42.6%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家长表示非常赞成，29.6%的家长比较赞成，两者合计72.2%；有16.9%的家长不表态；只有6.4%家长比较不赞成，4.5%的家长非常不赞成，两者合计，对政府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举措不赞成的家长不到十分之一。在政府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各项具体规定中，家长对于“校外或线上培训结束时间不晚于晚九点”这条规定的支持度最高，达83.6%；“线上培训不得提供和传播拍照搜题等惰化学生思维能力、影响学生独立思考的不良学习方法”，支持度为78.1%；“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支持度为66.6%；“学科类培训机构必须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支持度66.4%；而“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这条规定的支持度为62.2%；对“严禁校外培训提供境外教育课程”这条规定的支持度相对最低，但仍有55.4%的支持率。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面提供课后服务是贯彻落实“双减”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调查显示，2021年秋季学期，全国65.6%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提供了课后服务。这部分学校中有44.5%的是本学期才第一次开始提供课后服务的。对于家长接孩子有困难的学生，有58.3%的学校提供了延时托管服务。另有19.6%的学校课后服务有第三方机构和个人参与。在课后服务的内容上，86.4%的学校组织完成课后作业，79.6%的学校安排学生自主阅读，68.6%的学校开展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60.2%的学校组织科普活动，58.2%的学校组织社团活动。调查中也有14.4%家长反映学校在课后服务中存在讲授新课或集体补课的现象。对于子女所在学校本学期的课后服务，有33.0%的家长表示非常满意，37.2%的家长表示比较满意，两者合计70.2%；有23.5%的家长认为学校的课后服务一般；只有3.9%的家长对学校本学期的课后服务比较不满意，2.4%的家长非常不满意，两者合计，对子女所在学校本学期提供的课后服务不满意的家长不到一成。形成合力，确保“双减”工作的持续深入进行，让基础教育在宏观和微观上都回归其本质从2021年秋季学期开始以来的调研数据看，全国各地在落实“双减”工作上取得了切实的成效。同时，对于在我国落实“双减”任务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也应该有充分的认识。无论是减轻学生作业负担还是在对被国际上称为“影子教育”的校外培训的治理上，我国周边的日本、韩国都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走过弯路，有不少经验和教训。“双减”工作的深化和持续，需要对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过重的危害有深刻清醒的认识：第一，是校外培训的过度无序发展挤压了学校教育，影响了义务教育作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应有的功能，破坏了教育公平。第二，过重的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导致将学业成绩作为最主要的目标，而忽略了学生的身心健康、综合能力、健全的人格和价值观的培育和发展。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的数据显示，在初中九年级时，学生超重及肥胖的患病率为15.2%,近视患病率为66.4%,疑似抑郁率为13.6%，对这些应予以高度重视。第三，导致学生和家长在教育投入上的恶性竞争，但是对学生最基本能力的提升没有明确效果。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的数据显示，校外培训只是提高了学生部分学科考试的成绩，而与学生基本认知能力与创造力的发展与提升没有相关性。所以，政府各部门、学校、家庭、各相关社会力量应形成合力，确保“双减”工作的持续深入进行，让我国的基础教育在宏观和微观上都回归其本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王卫东)</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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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抓好“关键点” 激发“兴奋点” 充分保证学校课后服务质量</title>
<content>课后服务是落实“双减”政策的重要步骤。笔者认为，提升课后服务质量，需要做好以下工作：坚持问题导向，明确课后服务要解决的“痛点”。推行和实施课后服务可以解决两大“痛点”：一方面，可以解决家长上班时间无法接送孩子，不得不高价购买校外托管或培训服务，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过重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发挥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减轻学生负担，满足学生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因此，学校课后服务应围绕“双减”目标，主动回应家长和学生关切，主要开展作业辅导和素质拓展活动。树立质量意识，抓好课后服务的“关键点”。学校要精细谋划课后服务内容，形成“菜单式”服务体系，围绕自主作业、课业辅导、自主阅读、文体活动、社团活动、研学实践等方面科学设计。要在现有基础上大力改造基础设施条件，完善体育场、综合实践活动室等场所，满足课后服务的基本需要。通过挖掘现有教学资源，发挥好学校在岗教师作用。资源不足的学校拓展课后服务资源，可以聘请退休教师、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或志愿者；发挥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校外活动场所的作用；利用国家中小学网络平台等，让学生享受到更多优质的课后服务资源。此外，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要及时出台课后服务的操作标准和规范，切实做好督学指导引导作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建立科学的课后服务评价指标体系。采取有效措施，激发教师参与服务的“兴奋点”。坚持以人为本，对参与课后服务的人员，特别是校内教师，既严格管理，规范教学与服务行为，也要为其提供后勤保障，加大激励力度，在费用补助、评优晋级、弹性办公等方面制定配套措施。(苗贵安)</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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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学校体育，如何让学生感觉“过瘾”</title>
<content>光明图片光明图片光明图片光明图片体育老师不再“被生病”。“体育老师现在和班主任一样重要。体育教育被重视起来了，教育局支持，老师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价值。”长沙高新区虹桥小学体育教师龙克威说。在“长沙高新区虹桥小学2021年秋季每天锻炼1小时方案”中，记者看到的都是“零点体育”“体育走课”“课后服务体育类”之类的文字。“这些都是不同年级学生在校体育活动的时间。一二年级与课后服务相结合，就相当于一周有八节体育课。”龙克威说，“区里将常赛机制列入考核，各学校都在积极准备比赛，一学年基本都超过100场比赛。”体育老师忙了，学生在校体育锻炼的时间多了。跑起来！练起来！在北京，清华附小、实验二小、人大附经开学校等学校开启“零点体育课”——孩子们进入学校之后的第一节课是体育课。体育打卡小程序成为人大附二分校学生赵靓怡生活中的好助手。“它对每个同学的体质情况都进行了精准的分析，很明确地告知我们擅长的、薄弱的、需加强的内容。”赵靓怡告诉记者，上完课回到家或者在节假日里，她都会在学习之余，根据小程序中的建议进行体育锻炼，并将视频上传，完成打卡。课堂还是“吃大锅饭”？新变化体育走班，爱上体育体育课内容也逐渐丰富起来。在长沙高新区虹桥小学，足球、篮球、花样跳绳、健美操等都成为学生可选择的运动项目。经过系统学习，学生在小学阶段能真正熟练掌握1～2项体育技能，改变过去课堂“吃大锅饭”“蜻蜓点水”的情形。“这得益于‘体育走班制’的推行。每个年级每周有体育走班4节，孩子们打破常规的行政班级，自由选择项目，组成新的班级进行教学。”龙克威表示，学校经过三年的“体育走班制”教学改革，既解决学生的兴趣不高、技能不会、比赛不多的学校体育难题，又解决了体教融合中人才培养体系的问题。经过三年的实践和探索，体育学科从学校的薄弱学科发展为优势学科。正踢腿、侧踢腿、弓步冲拳、马步格挡……随着行抱拳礼，一堂课就结束了。这可不是学校的武术社团活动，而是北京市人大附中第二分校高中体育模块课程的内容。高中学生根据自己选项进行技能学习，老师们根据自己的所擅长的专项为学生开课。目前开设的课程有足球、篮球、排球、健美操、乒乓球、武术等，形成了学校特色体育课程项目集群。教育部印发的《〈体育与健康〉教学改革指导纲要（试行）》提出，打破传统的体育课堂教学组织形式的局限性，积极探索与适当增加“体育选项走班制”教学组织形式，一些学校正在积极探索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毛振明表示，对各校来说，场地器材的情况差异较大，有些学校设施好，场地器材不是问题。有些学校室外场地小且没有室内场馆，短期无法解决场地的困难，不能立即实施“体育走班制教学”，但可以通过部分场地的改造、教室的改用、场地的开发、场地的立体化等方法积极创造条件解决场地器材问题，推进“体育走班制教学”。运动会还是“少数人在跑，多数人在看”？新变化人人都是运动员，班班都是啦啦队“敢问天地试锋芒，披荆斩棘谁能挡。”最近，全国各地的学校运动会如火如荼地进行。潜龙腾渊、鳞爪飞扬，奔跑、跳跃、投掷，激情之下是青春的模样，体育的精神与魅力在赛场涤荡。本着一个都不少，人人都参与的原则，人大附中第二分校连续两年举办“全员运动会”——打破年级、班级界限，赛场上，人人都是运动员；赛场下，人人都是啦啦队，运动会“少数人在跑，多数人在看”的模式成为过去式。赛场上，红蓝两队的运动员们打破年级、班级的界限，从小一到高三，从年级到年龄，都实现了极大的跨越和极高的融合。同学们全员参与、全员协作，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不再是运动场边的看客，不再是跑道边默默无闻的旁观者，大家都成了运动场上的主角，尽情享受运动的快乐：考验灵敏度和协调性的“我是大力士”、充满趣味的“抬小猪”、唤起童年回忆的“夺冠高手”、团结协作才能胜利的“四向拔河”、欢声笑语的“滚大球”、融合了篮球与短跑的“抢地瓜”、带来阵阵笑声的“车轮滚滚”、紧张刺激的“穿越火线”、齐心协力才能完成的“疯狂汉堡包”……一队又一队意气风发的少年在赛场的中央拼搏，一阵又一阵加油助威的呐喊在赛场的周围响起，全员运动会的17个项目各具特色、丰富多彩，场上的每一个人都动起来了。人大附中第二分校体育组组长张媛媛介绍，目前，学校正在全面推动旨在提高体育课的锻炼实效性和趣味性的“体育趣味课课练1260例”的全员体育课身体锻炼工作，推进全校学生的“全员性校内班级联赛制度”，掀起学生课内外全员快乐健身的热潮。随着体育课程教学的内容与方法改革，全员运动会的推广，体育运动更加科学，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不断提升。“改革后，班级足球赛不再像过去情况，一群不会踢球的队员像蜜蜂一样围着一两个会踢球的队员打转转。改革后，足球队员的脚下功夫有模有样，队员之间有了位置感，小学生的班级足球赛开始有点‘世界杯’的味道。”龙克威告诉记者。长沙高新区虹桥小学“体育走班制”教学改革三年，确保学生100%全体参与，每名学生每年不少于5场体育比赛，做到“教会、勤练、常赛”，培养学校中坚力量。通过连续的校队人才培养模式，形成5%左右的精英队伍，代表学校参加区、市、省比赛，形成有基础的大众体育和有梯队的精英体育，各班级都有体育苗子，通过体育形成了各班的班队文化。对人大附中第二分校而言，高校专家教授团队也将来校进行精准测试，然后分析，并进行干预。农村体育还是“一只哨两个球，老师学生都自由”？新变化因地制宜推广特色课程开学日，在湖南长沙高新区白马学校朴素的开学典礼上，“绳舞飞扬”，每班都派出了最强选手参赛。徐敏校长在放假前就叮嘱孩子们：假期中除了学习和休息外，每天还要坚持家务劳动和进行体育锻炼。有人曾这样形容农村学校的体育活动“一只哨两个球，老师学生都自由”。在白马学校是另一番情形。在专家带领下，学校组织体育组教师，加强学校体育教学研讨，确定了定向越野为学校特色项目。白马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的农村学校，学校建在依山傍水的地方，校园及校园周边有山有水，建筑物高高低低，错落有致，建筑物之间或校园周边有各种天然的标志物，如树、小山包、洼地等，这些天然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合开展定向越野运动。“在我们学校开展定向越野运动，既可以充分利用农村学校及其周边的自然环境优势，大力发展体育教育，同时也克服了学校资金有限、体育运动场地不够、设施设备不足等问题，一举两得。”白马学校副校长贺慧华说。在比赛中，学生们自己准备器材，自己布点。比赛开始后，小组合作，看地图打点积分，比赛结束后自行打成绩。比赛有个人赛、积分赛、集体赛等形式，既突出个体成绩，又注重集体的合作。学校老师将定向越野课程与语文、数学课程相结合，极大地拓宽了课程的趣味性，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还能锻炼身体，培养能力。在今年秋季，学生们已经开始利用项目化学习的方式开始自己学习绘制简单地图和设计比赛路线了。“家长们感觉孩子比以前更自信，更阳光，更活泼，体能变得更强，更有耐力。在定向运动中，孩子们思维得到锻炼，反应更灵活，对学业提升也有帮助，学习更专注认真，态度更积极主动，遇到困难总能主动出击想办法解决。”徐敏校长说，罗依扬、林涵蕾、范嘉绮等同学获得湖南省青少年定向越野锦标赛U10女子组接力赛第四名；左毅轩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北京密云不老屯镇中心小学是农村平房校，学校利用这个优势条件开展学校体育特色项目——跳绳。每学期，学校都为每一名学生下发跳绳，每个课间学生都要跳200个跳绳，课间操融入跳绳项目。国颁操结束后，同学们听着音乐进行单摇、单编、双摇、双人编花跳、集体“8”跳长绳活动。每个课间学生都动起来。“白天学生在运动中沐浴阳光，晚上活动结束后仰望星空。学校为每个班级配备了多种体育锻炼和娱乐用品，学生课间可以尽情享受运动。”不老屯镇中心小学校长李海琴介绍，在近三年区级体质健康监测中不老屯镇中心小学是密云区唯一一所体质健康测试成绩呈现上升趋势的学校。(记者靳晓燕)</content>
<pubTime>2021-10-28T10:04:00</pub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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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举全校之力帮扶 一所高校给云南小县城带来什么</title>
<content>“这里真的有一个县城的样子了。”永平县挂职副县长王珏刚上任6个月左右，这是他听到当地老百姓讲得最多的一句感慨。上任以来，他调研了县里的7个乡镇21个村，各个委办局、医院、学校、企业他都去了一遍。县城道路宽阔，一排排新式楼栋鳞次栉比；道路硬化到村，最偏僻的村子也有网络信号；县域内就诊率提升超过两成，达到95%以上；义务教育阶段零辍学，永平一中高考成绩2018年全州垫底，经过3年帮扶一本上线人数从3人增加到39人，本科升学率达六成，提升23%。这是王珏调研的一组数据，这些数据背后，是永平县广大干部群众在脱贫攻坚一线的艰苦奋斗、攻坚克难，同时也蕴含着他所供职的高校——复旦大学举全校之力帮扶这个小县城的“诚心诚意”。2012年，复旦大学成为国务院扶贫办与教育部最早确定的16所定点扶贫滇西边境山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高校之一。自此，这所高校开始与永平携手脱贫攻坚。到2019年4月，永平正式脱贫摘帽，贫困发生率从2013年的16.94%降低至0.04%，到2020年实现动态“清零”。这一过程中，“复旦力量”功不可没。精准帮扶王珏是复旦大学派往永平县的第6任挂职副县长。这个副县长岗位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推进对口帮扶工作，在永平县挖掘需求，并牵线搭桥精准对接复旦资源。在他之前，复旦挂职干部徐宏波就曾把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吕红带去永平县，与当地的阿庆嫂食品有限公司合作，运用科技力量助力这家传统酱菜厂产业升级，开拓了苹果气泡酒业务。现如今，包装精美的苹果气泡酒通过网络销往全国各地，而此前，生长在海拔1700米高地的永平苹果，连卖出县城都很困难。“同样是发酵，以水果为原料的发酵产品，拥有更高的附加值。”吕红建议公司负责人把“蔬菜发酵变酱菜”的思路，转换为“苹果发酵变时尚饮品”的新思路。除了给思路，吕红还带着复旦师生团队给阿庆嫂公司带去了发酵技术和生产标准。他们把复旦的马克斯克鲁维酵母专利菌株，用于苹果酒的制作。从产品研发到生产制作，甚至包装设计和品牌建设，这支团队全程参与其中。最新数据显示，这条“小试牛刀”的生产示范线，目前生产能力约1200吨/年。这是当地第一条苹果酒工业生产线，改变了此前苹果鲜果因保鲜时间限制而只能在本地零售的局面。该项目申请专利1项，注册了“希玖”品牌，已上市销售两款产品，新增就业岗位32个，新增特色水果种植面积5100多亩，带动160余户贫困户脱贫，水果种植户每年每户增收1.2万余元。“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除了经济帮扶，“复旦力量”还在医疗、教育两大受老百姓关注的民生领域发力。近期，一台直肠癌腹腔镜手术在永平县人民医院完成。手术的主刀医生，是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普外科主治医师、第11批援永平医疗队队长姜笑明。这台手术的价值，远不止是在永平县救助了一名直肠癌患者这么简单。通过这台手术，姜笑明把胃肠肿瘤微创手术治疗及后续规范化治疗技术教授给了当地医生。这些医生出师后，永平县胃肠肿瘤患者不用出县，就能接受微创治疗。据了解，经过这些年的帮扶，永平县人民医院医疗水平已经基本可以满足老百姓“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的需求。以永平县人民医院普外科为例，过去5年，腹腔镜手术比例大幅升高，目前普外科常见疾病大多可在腹腔镜下完成。近期，复旦大学协调资源引入捐赠的128排CT机已安装完成，即将投入使用，新建设的远程会诊系统也将接入。“即使以后有什么疑难病例，也可以得到上海医疗专家的会诊。”姜笑明说。从2016年开始，复旦大学为永平的乡村医生提供医学专家远程授课服务，连续开展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管理，农药中毒、触电等乡村急救培训。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500人次医护人员参训，下一步，复旦还将结合疫情防控需要开展发热病人管理、医疗废物管理和防护等培训。让学校教育产生质的飞跃更加振奋人心的改变，在教育。“复旦力量”既关注当地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中生，又关注那些工作在一线的基层干部。永平一中原本是大理州高考成绩垫底的高中，如今，这里的“复旦·永平振兴班”全州闻名。振兴班的同学，在课余时间还会利用网络向复旦大学腾飞书院的学长学姐交流“取经”。永平一中校长查明珠认为，这种“扶贫先扶智”的做法，能让学校教育产生质的飞跃。目前，复旦大学累计为永平县投入教育扶贫资金2000万元，涉及20余个教育帮扶项目，培养师资120余人，选派4批研究生共17人开展长期支教，接收6批80名职高学生实习就业，帮扶80多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永平县的党政领导干部，目前已有10期约520人次参加过复旦大学举办的基层管理干部培训班，覆盖全县科级以上干部群体。2021年参加培训的学员，除了上理论课外，还有机会到长三角“美丽乡村”建设的最前沿浙江义乌，实地感受了一把“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精神。此外，复旦每年还选派专家学者到永平县参与“干部讲堂”授课，每年参训人数超过600人，通过“送课上门”进一步提升永平县基层干部的综合素质。“从复旦人身上，我们不仅学会了做事，还学会了做成事背后的深层次理念和高品质精神。”永平县原县委书记阿泽新说。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王烨捷</content>
<pubTime>2021-10-28T10:04:00</pub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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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 传统“家事”上升为重要“国事”</title>
<content>监护缺失、家庭教育缺位导致部分农村留守未成年人受伤害的极端事件屡有发生；一些监护人的家庭教育主体责任意识不强，有的甚至将实施家庭暴力混同为家庭教育方式；家庭教育服务机构良莠不齐……随着我国社会转型速度加快，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功能发生深刻变化，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0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将于2022年1月1日起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表示，这部法律将为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提供更加充足、有力的法治保障。家庭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多种多样，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了家庭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家国情怀、良好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培养科学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良好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等。家庭教育的方式主要包括：加强亲子陪伴，发挥父母双方的作用，言传身教，尊重差异，平等交流等。“实现家庭教育由以家规、家训、家书为载体的传统模式，向以法治为引领和驱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新模式迭代升级。”郭林茂说，这部新法将家庭教育由旧时期的传统“家事”上升为新时代的重要“国事”。目前，一些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家庭教育主体责任意识不强，对未成年人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教而不当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家庭教育最关键的责任主体是家长，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因此，家庭教育促进法将家庭教育定义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培育、引导和影响。郭林茂介绍说，新法明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责任包括：遵循未成年人成长规律，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应当与中小学校、幼儿园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社区密切配合，积极参加家庭教育指导和实践活动；父母分居或者离异，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依法委托他人照护未成年人，应当定期了解未成年人学习、生活情况和心理状况，与被委托人共同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等。在法律责任中，除了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不正确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的法律后果外，还规定公检法机关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的，要根据情况对监护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郭林茂表示，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在家庭，国家不过度干预，但需要一定的支持举措。新法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家庭教育工作专项规划，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和政府购买服务目录，将相关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家庭教育指导机构，组织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专业队伍，开展家庭教育服务工作，并对家庭教育存在一定困难的家庭，特别是留守未成年人和困境未成年人家庭，提供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服务。新法还要求，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机构、收养登记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等应结合自身工作，提供家庭教育指导；鼓励高等院校开设家庭教育课程，培养家庭教育专业人才；支持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为家庭教育事业进行捐赠或者提供志愿服务，可以依法设立非营利性家庭教育服务机构。新法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要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工作计划和教师业务培训的内容，发现未成年学生违反校纪校规，要及时制止管教，并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供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等。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可设立社区家长学校或者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学校和家庭配合是做好家庭教育的关键，其他社会力量的协助是家庭教育取得更好成效的保障。”郭林茂说。（记者王亦君先藕洁）</content>
<pubTime>2021-10-28T10:03:00</pub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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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朱继文：幼小衔接要融入孩子的生活 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课程</title>
<content>“幼小衔接要融入孩子的生活，而且要融入孩子的家庭，要融入幼儿园和学校的课程里面。”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园长朱继文在研究会上表示，如果一个孩子不能顺利地适应小学的生活，说明在学前期幼儿园阶段的培养方法、培养策略还存在不足。衔接从什么时候开始？朱继文认为，孩子出生就已经开始。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关注儿童、了解儿童，需要老师的专业能力做支撑，我们必须了解儿童的年龄特点，尊重儿童的个体差异，满足孩子的学习愿望，在幼儿园的准备是为孩子一辈子做准备的。我们希望孩子未来爱上学习，乐于钻研。幼小衔接很多时候确实需要家长很好的配合，需要家长、幼儿园、小学一致性。要了解孩子们的年龄特点，了解孩子个性发展需要，让每个孩子都在个性发展的基础上有所提升。为什么说玩是孩子最好的学习方式？朱继文举例指出，比如家里面吃橘子，家庭成员都是怎么吃的橘子？每个人手中橘子的瓣数是多少？可以让孩子数一数，从玩中学习单双数。生活中有很多方式方法，在玩中学习的策略特别重要。只要尊重孩子的想法，尊重孩子的学习速度，尊重孩子的兴趣和好奇心，家长真正地关注到孩子的需要，根据孩子的个体差异，给孩子适时的支持。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课程，我们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游戏习惯、运动能力，这些都是孩子在幼儿园阶段能够达成的。</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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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赵旭莹：从小培养孩子的阅读能力 受用一生</title>
<content>北京市大兴区第七幼儿园的赵旭莹从幼儿园的角度介绍，幼儿园分三个年龄班。小班是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是能力养成和习惯养成的关键期。中班是阅读、表达的关键期。大班是学习品质、学习习惯、合作、自主学习的关键期。结合每个年龄班的关键期，幼儿园会适当地做一些衔接方面的教育。“抢跑、拔苗助长本身就是违背孩子成长规律的事。”赵旭莹谈到，其实现在的孩子不缺少在艺术方面的特长，但是在阅读、运动、自我管理，自律性上是比较缺乏的，所以，在幼儿园我们对小班的孩子会给他们阅读一些情节比较简单的绘本，孩子在阅读故事的时候本身是不识字的，但在理解情节的基础上，他对字产生了兴趣，在阅读的过程中，他是可以识字的。在幼儿园时我们培养孩子阅读的过程中，就锻炼了孩子的理解力、专注力，这些都是孩子的学习品质，对他今后一生的学习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赵旭莹表示，在幼儿园里通过跳绳、拍球等运动改造孩子的大脑。跳绳、拍球是一个协调性的练习，通过运动可以改造孩子的脑垂体，对他的思维训练是很有帮助的。学习不是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我们评价孩子应该是多角度评价，给孩子建立自信十分重要。</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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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2.7%</title>
<content>今天，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办公室主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在会上披露，2019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0.2%，较2018年的53.6%下降了3.4个百分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2.7%，与2019年相比上升了2.5个百分点，但较2018年仍下降0.9个百分点。王登峰说，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要坚持“一增一减一保障”，“其中‘一增’就是增加体育锻炼，‘一减’就是减轻不必要的课业负担，‘一保障’就是加强政策保障”。“真正减轻过重的课业负担，是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基础性的问题，也是最难的一个问题。”王登峰说，所以，首先还是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把该减的减下来，把该增的增上去，双管齐下才能真正促进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发展。据了解，下一步教育部将针对不同学段儿童青少年、不同类型学校和不同地区的实际，采取有针对性的近视防控措施；科学精准指导各地发挥政府主导和学校主阵地作用，推动社会参与；科学精准指导各地和学校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减少使用电子产品，减少新发近视率，减缓近视进展，降低高度近视率；强化学生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落实视力监测，改善视觉健康环境。另外，国家卫生健康委正联合教育部等部门采取签订责任书、建立评议考核制度、全面摸清近视率底数、强化监测与评估、推广适宜技术、广泛社会宣教等一系列行动措施，合力推动近视防控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已在全国183个区县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试点，下一步将启动实施第二批试点工作，在实现监测与评估地市级全覆盖的基础上，2021年争取实现辖区内县（区）监测全覆盖。(樊未晨)</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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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如何做好家庭教育，这些知识点不容错过</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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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打造“流量一代”大学生喜爱的思政课</title>
<content>nbsp。“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丹桂飘香、国旗招展的苏州市职业大学校园里，中国红镶边的“宣传思政融媒学习驿站”前，同学们纷纷驻足打卡。歌声来自思政部副教授沈洁与艺术学院副教授谢丹共同为艺术学院学生上的一堂“专业+思政”双主体思政金课——《跟随音乐的脚步探寻爱国的情怀》。借助数字技术带来的思政课堂全面升级，来自全校的学生随时随地可以感受到与此相同的精神震撼。　　多年来，学校立足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特别注意引导学生了解产业发展情况、社会发展态势，特别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和方法、情感体验与价值观。为此，学校从思政内容供给侧改革出发，把思政课程基本理论分别与各专业的思政元素相结合，打破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构建了“思政+专业”课程模式，引领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摸索出一条技术赋能的数字化思政教改创新之路。　　2017年以来，学校开始组建“思政+专业”双主体师资团队，促进“思政+专业”同频共振。国家级技能大师、企业CEO、人力资源经理、非遗传承人、文博专家、优秀毕业生等纷纷走进校园，“双主体”团队发挥各自专业背景优势，合作研究、共同选题、共拟教案、设计课堂、同堂授课。　　学校每年组织思政课教师定期开展“走基地、看变化、改教法”活动，到苏州经济文化发展前沿阵地参观学习，让思政课教师结合所讲课程汲取更多鲜活的素材。将专业中的思政元素以及地方经济文化发展中提炼的思政要素，切入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道德修养等内容，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思政教育中，推进形成“思政+专业”模式。　　目前，苏州市职业大学已推出“思政金课”27讲，并在线上分享，5堂课入选“学习强国”慕课平台。“坚定文化自信——吴文化传承与创新”“丝缕流光，锦绣华章——蚕桑丝绸中的中国印记”“爱国、和谐、友善——琴筝艺术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成为受学生喜爱的思政课。学生课后反响热烈。“在这之前，我从未觉得思政课的教学是如此的新颖有趣，令人难忘。”2020级科技创新班学生方振东说。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颠覆式的变革。当代青年大学生是网络原住民，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模式都呈现了与互联网共生共融的新态势。面对‘流量一代’的当代大学生，现代技术的进步正倒逼高校思政教育改革。”该校宣传统战部部长韩承敏说。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多样化发展、互动性发展、融合式发展，使思政教育工作平台得以拓展与延伸。苏州市职业大学党委书记钮雪林表示，一直以来，学校党委高度注重发挥美丽校园的环境育人功能，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在“三结合”特色思政工作上持续进行实践与探索，积极构建多维度、立体化思政工作新格局，成就学生，成就老师，努力缔造出彩的职大故事，形成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强大驱动力。（记者苏雁通讯员赵京娟）</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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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85.6%受访青年知道父母爱看什么样的短视频</title>
<content>现在，很多中老年人也会喜欢看节奏轻快、内容有趣的短视频。作为年轻人，你是否了解父母的短视频偏好？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wenjuan.com），对1531名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5.6%受访青年知道父母爱看的短视频内容。了解父母的短视频偏好，71.9%的受访青年认为可以增加与父母的交流互动，减少代沟。受访者中，00后占22.9%，90后占56.4%，80后占20.7%。男性占40.6%，女性占59.4%。85.6%受访青年知道父母爱看的短视频内容家住北京的90后徐洁（化名）说，妈妈经常刷短视频，尤其喜欢看健康养生、搞笑类、社会热点类的，“有时还会把自己看到的短视频跟我分享”。在湖北读大三的龚韵秋表示，自己平时看短视频比较多，父母看得少。“我一般会看美妆、搞笑、美食类的，爸妈看什么我不太了解”。调查中，85.6%的受访青年知道父母爱看的短视频内容。交互分析显示，90后知道的比例更高（86.3%）。大四学生关爽爽说，自己平时刷短视频比较少，反倒是父母刷短视频很上瘾，“我妈会看一些地方生活、育儿相关的短视频。我爸可能看搞笑视频比较多，他有时会给我分享”。数据显示，健康养生（70.4%）和幽默搞笑（61.8%）是受访青年认为父母更喜欢的短视频类型。其他还有：日常生活类（54.5%）、新闻热点（52.7%）、历史文化（33.8%）、技能技巧类（33.1%）和歌舞类（22.9%）等。大四学生梁玉婷在某视频平台实习，她发现年轻人和长辈们的短视频偏好有挺大的差异。“有的视频年轻人不爱看，但在上一代人中就很受欢迎。像我家人很爱看人生哲理类的短视频，但在我看来就是说教，很不喜欢”。梁玉婷觉得，像自己这样了解家人爱看什么短视频的同龄人不少，“这和与家人的亲密度有关”。了解父母短视频偏好，71.9%受访青年认为可以增加交流互动徐洁平时看知识博主的短视频比较多，偶尔也会看一些美妆、美食类的短视频，她原本以为和妈妈在短视频内容上没什么共同话题，但后来发现，两个人都喜欢美食领域的视频，“我会给妈妈分享一些家庭自制美食，两个人一起做。我们还共同关注了一些美食博主，看他们探店的视频”。“也是因为妈妈的推荐，现在我会关注一些生活类短视频，学一些生活窍门。”徐洁觉得，虽然自己和妈妈各有喜欢的短视频内容，但也可以找到交集，进而产生一些新的共同话题。了解父母的短视频偏好，71.9%的受访青年认为可以增加与父母的交流互动，减少代沟，70.0%的受访青年觉得可以加强对父母情感需求的关注，了解他们的想法，53.4%的受访青年觉得可以多加提醒，防止父母过于沉迷短视频，43.4%的受访青年觉得可以及时引导，以免父母被短视频内容误导。徐洁觉得，了解父母的短视频偏好，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上网冲浪”，“现在短视频内容很庞杂，父母的辨别能力不是很强，有时容易被误导，也需要我们子女多加提醒”。徐洁说，特别是一些社会热点、科普类的短视频，她会让父母多关注主流媒体的账号。一些年轻人觉得父母对自己关心的内容不感兴趣，对此，重庆市青联委员、心理学科普作家陈志林表示不认同，“每个人都是追求进步的，年轻人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没有耐心让长辈去了解自己感兴趣的内容”。陈志林建议年轻人要尝试多帮助老年人。“年轻人视野更广，要学会主动帮助父辈成长，这可以让家庭关系更和谐”。“现在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就是大家不愿意把耐心和好脾气留给家人，认为家人的包容是理所当然的。”陈志林觉得这会导致家庭缺乏沟通，“父母和子女的主动沟通很重要，要简单直接大方明了地表述需求，而不是靠猜。两代人应该更多地陪伴彼此，年轻人很忙，但也要花点时间，留给与父母的交流沟通”。（孙山实习生顾鑫凤）</content>
<pubTime>2021-10-28T09:44:00</pub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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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教育部详解</title>
<content>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该负责人表示，针对当前艺考招生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指导意见》重点从四个方面明确了改革任务：一是在定位布局方面，将推动高校进一步明晰人才选拔培养定位，优化艺术学科专业布局；二是在考试评价方面，将进一步完善“文化素质+专业能力”相结合的考试评价方式；三是在录取办法方面，将根据不同的考试方式，分类制定相应的录取政策，在各考试类别中基本形成招生高校相对统一的录取规则；四是在监督管理方面，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艺考招生监督制约机制，强化对艺考招生全过程的监督。《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逐步提高文化成绩要求。该负责人强调，高考文化课是所有艺考考生必考的内容。近年来，由于部分高校对艺考考生文化课成绩要求相对偏低，导致部分考生和家长功利性报考，将艺考作为“升学捷径”，既不利于学生长远发展，也不利于高校培养高质量的艺术人才。根据《指导意见》要求，各省（区、市）在现有文化课成绩要求基础上，因地制宜、分类划定、逐步提高艺术类专业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实行省级统考是规范和加强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该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各省（区、市）不断推进完善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美术与设计学类专业已实现31个省（区、市）省级统考全覆盖。《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将进一步扩大省级统考范围，不断提升省级统考水平和质量。该负责人表示，到2024年，要基本实现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全覆盖。对于生源极少或考试组织确有困难的个别专业，可通过省际间联合组织或“考评分离”等方式实施。推动各专业制定统一的考务规范和考试说明等，提高省级统考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关于高校校考，该负责人谈到，当前，由于省级统考覆盖范围有限，全国组织校考的高校数量和校考考生规模依然偏大，目前校考高校有300多所，参加校考考生约160多万人次，校考组考和规范管理面临较大压力。为此，《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严格控制校考范围和规模。一是建立健全校考高校和专业准入退出机制。省级统考已经覆盖的专业，原则上高校不再组织校考。二是严格控制现场考试规模。积极采取线上考试或使用省级统考成绩进行初选等方式，严格控制现场校考人数。现场校考人数原则上不超过相关专业招生计划的6-8倍。三是不再跨省设置校考考点。考虑改革后省级统考范围不断扩大，现场校考规模不断缩小，《指导意见》明确，从2024年起，所有高校艺术类专业校考工作均在学校所在地组织。“对艺考招生实行分类考试、分类录取，是这次艺考招生改革的一大亮点。”该负责人介绍，从2024年起，对艺术类专业将分三类进行录取：第一类是不进行专业考试的艺术类专业，如艺术史论、戏剧影视文学等，直接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参考考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第二类是使用省级统考成绩作为专业考试成绩的艺术类专业，在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和省级统考成绩都达到所在省（区、市）艺术类专业的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基础上，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和省级统考成绩按比例合成的综合成绩进行平行志愿择优录取，其中，高考文化课成绩所占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0%。第三类是少数组织校考的高校的艺术类专业，在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所在省（区、市）普通类专业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省级统考成绩合格且达到学校划定的最低成绩要求基础上，依据考生校考成绩择优录取。在计划管理方面，除组织校考的艺术类专业外，其他各艺术类招生专业均安排分省招生计划。</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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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提高文化成绩要求，扭转“升学捷径”误区</title>
<content>　9月24日，教育部召开全国高校艺术类专业和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改革工作视频会议，并发布《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艺术类考试招生意见》）和《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意见》）。　　以上两个文件均提出，提高考生文化成绩要求，进一步加强统考统测，严格选拔标准，引导高校不再盲目组织校考，减轻学生和家长的考试负担和经济负担，同时着力扭转“重专业轻文化”的误区。艺考和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考试改革有哪些亮点？旨在解决哪些问题？　　实现艺术类省考全覆盖，严控校考规模　　改革艺术类招生考试背后，是出于何种背景？　　2020年，艺术类本科专业招生人数仅次于工学和管理学，位居第三。近三年，其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60%，总体就业状况与其他专业存在差距。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秉林告诉记者，艺考招生对文化成绩的要求一直低于普通考生，“重专业轻文化”让家长和考生将此视为“升学捷径”或“敲门砖”，往往“功利性报考”。　　面对涉及考生众多，就业不理想，存在“升学捷径”误区的现状，《艺术类考试招生意见》提出，大力推进艺术专业分类考试。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实行“文化素质+专业能力”的考试评价方式。　　在此背景下，倡导不断提升省级统考水平和质量，提出到2024年基本实现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全覆盖。原则上，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均应对省考成绩提出明确要求。　　除了省考之外，目前，超过300所高校组织艺术类校考，参考人数超过160万人次。校考数量和考生规模总体偏大，校考组考和规范管理面临较大压力，也让考生家长备考负担重。　　对此《艺术类考试招生意见》提出，建立健全校考高校和专业准入退出机制，严格控制校考的高校及专业范围，严格控制现场考试规模。从2024年起，校考不再跨省设置校考考点。　　“自省考大规模推行以来，省考在规范艺考、形成判断、节约成本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鲁晓波表示，包括清华美院在内仍在组织单独校考的学校，也因此受益，将统考成绩作为入围条件，更精准高效地开展人才选拔。“省考与校考绝非对立，而是互为补充、各有所长。前者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艺考在全国范围内的标准化，从教育的角度平衡区域发展。后者则保证了人才录取的多元化，知名学校还会借由考试形式、考题内容，起到学科引领和示范作用。”　　近年来，发生在个别高校招生录取的“暗箱操作”等事件，被人诟病。　　《艺术类考试招生意见》明确，健全完善考评人员遴选机制，建立考评人员“黑名单”。2021年起，推进建立艺术类专业考评人员信息库，扩大考评人员遴选范围，优化其组成结构。同时探索逐步建立艺术类专业考试考评人员和考生特殊关系申报制度，并严格执行回避制度。　　此外，严格执行违规考评人员“黑名单”制度，对于隐瞒不报、弄虚作假或违规违纪的考评人员，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并列入“黑名单”，终身不得参与高校考试招生工作。　　提高文化成绩要求，实行分类招生　　《艺术类考试招生意见》提出，逐步提高文化成绩要求，逐步扭转部分高校艺术专业人才选拔“重专业轻文化”倾向。鼓励校考高校结合专业培养要求，加强考生文化综合素质考查，进一步提高考生文化课成绩录取要求。与此同时，探索建立破格录取机制。　　“高考文化课是所有艺考考生必考的内容。近年来，由于部分高校对艺考考生文化课成绩要求相对偏低，导致部分考生和家长功利性报考，将艺考作为‘升学捷径’，既不利于学生长远发展，也不利于高校培养高质量的艺术人才。”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对艺考招生实行分类考试、分类录取，是这次艺考招生改革的一大亮点。　　《艺术类考试招生意见》明确，从2024年起，对艺术类专业将分三类进行录取：第一类是不进行专业考试的艺术类专业，如艺术史论、戏剧影视文学等，直接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参考考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　　第二类是考生文化成绩和省考专业成绩均达标后，依据将两个成绩按比例合成的综合成绩，进行平行志愿择优录取，且文化成绩所占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0%。　　第三类是在高考达到当地最低控制分数线、省考成绩合格且达到学校划定的最低成绩要求基础上，依据考生校考成绩择优录取。　　高水平运动队报考门槛提高，从国家二级运动员变一级运动员　　2021年，高水平运动队报名考生1.5万人，录取学生4000余人，共涉及足球、篮球、排球等14个项目。其中，足球、游泳等7个项目由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全国统考，其余项目由招生高校组织校考。　　此前，符合条件的高水平运动员，能用低于本科校线两三百分的成绩进入高水平大学，对部分考生和家庭来说极具吸引力。体育类考试又不同于纸笔测试，有的项目只需要短暂的十几秒就决定了成绩高下，一旦采取“替考”等方式成功入学，作弊者将获利巨大。　　截至目前，2021年，一共有283所高校进行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华中师范大学测量与评价中心主任胡向东认为，除了存在影响考试公平的风险，随着报考人数的增加，对单独举办高水平运动队招考测试的高校来说，也是一种“难以承受之重”。　　对此，《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意见》提出，2024年起，高水平运动队考生全部使用高考文化课成绩，专业测试全部纳入全国统考，由国家体育总局牵头组织实施，高校不再组织相关校考。　　新方案还提出，2024年起，符合生源省份高考报名条件，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含）以上技术等级称号者方可以报考高水平运动队。到2027年起，这一条件还需增加“且近三年在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规定的全国性比赛中获得前八名者”。　　目前，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含）以上可报考高水平运动队，由此可见，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改革方向对报考者要求逐渐严格。　　《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意见》对于分数线有着具体的规定：2024年起，招收高水平运动队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对考生的高考成绩要求须达到生源省份本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其他高校对考生的高考成绩要求须达到生源省份本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80%。　　在浙江大学副校长吴健看来，“高水平运动队学生就读体育类专业绝不是让学生放弃文化学习和全面发展。相反，应培养体育特长学生在体育领域练就‘拿手绝活’，在通识教育和交叉学习中提升综合素养，成为既懂体育又能跨界的未来体育工作引领者。”　　把握培养定位，营造积极校园文化　　此次改革，不仅针对考生，对于招收艺考生和高水平运动队的高校来说也提出了新要求，即明晰人才选拔培养定位，优化艺术学科专业布局。　　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提醒各高校：“一方面，要突出办学特色，构建与办学定位和特色相适应的艺术人才选拔培养体系，着力选拔培养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另一方面，要紧密结合社会需求，综合考虑学校办学条件、师资队伍、毕业生就业状况等，优化艺术专业设置，合理安排招生计划。要加强宏观调控和评估指导，对社会需求不足、培养质量不高的专业予以调减或停止招生。”　　与此类似，《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意见》提出，对于不具备相关师资、设备、场地等组队条件、退队率超过20%的高校，以及非奥运会或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项目、未设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生源严重不足且连续两年录取数为零的相关项目，不再安排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原则上连续三届奥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没有学生参赛的项目，不再安排高水平运动队招生。　　吴健表示，普通高校建设高水平运动队的主要目的是引领学校体育课余训练和竞赛发展，为国家培养全面发展的高水平体育人才，营造积极的校园体育文化，带动普通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高体质健康，实现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进入良性循环。　　（本报记者陈鹏）</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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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首届“童阅中国”原创好童书发布 30种书目获奖</title>
<content>由中国儿童中心主办的首届“童阅中国”原创好童书发布暨儿童阅读教育研讨会在京举行，本次活动旨在为儿童选好书、用好书，形成作家创编好童书、出版社出版好童书、全社会关爱儿童、关心儿童阅读的浓郁氛围和良好环境。针对好童书推荐计划，中国儿童中心党委书记丛中笑提出，一是要把握时代脉搏，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二是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尊重儿童的权利和认知发展规律，注重阅读教育的科学性、严谨性；三是坚持“四心标准”，认真研究构建“儿童中心、教育初心、时代核心、艺术重心”的内涵，积极开发阅读推广实践活动；四是要坚持城乡统筹，公平普惠，特别要关注欠发达地区的儿童阅读教育。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指出，推动少儿阅读有助于提高儿童阅读水平，促进全民阅读持续深入。“我们要借鉴古今中外优秀的阅读经验，更加关注农村儿童的阅读情况，使孩子们从小有优秀的精神食粮的滋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好童书推荐计划评委会主席高洪波通过视频的方式介绍了评选的基本情况。他表示，上榜童书类型丰富，年龄段多样，具有相当的适读性、教育性、文学性，值得向小读者们大力推荐。他希望，通过好童书推荐计划促进出版界、教育界、文学界三界携手引领中国当代少年儿童阅读走向辽阔，走向深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勇担重任。活动现场发布了首届“童阅中国”原创好童书（入围100）书目及获得首届“童阅中国”原创好童书荣誉称号的30种书目。据悉，中国儿童中心于2021年起开展实施“童阅中国”原创好童书推荐计划。首期计划从2021年至2025年为期五年。该计划立足于中国原创童书，进行年度好童书的征集、评选、发布以及配套阅读活动研发推广，从源头推进儿童阅读，促进国家未来一代精神素养全面提升，帮助少年儿童坚定文化自信。原创好童书推荐计划自启动以来，共收到国内80余家出版单位推荐的原创童书。评委会专家围绕儿童中心、教育初心、时代核心、艺术重心的“四心标准”，最终评选的30种童书获得首届“童阅中国”原创好童书荣誉称号。后续，中国儿童中心将围绕原创好童书，在全国校外系统进行好童书配套阅读活动研发及推广，从实践层面引领和促进儿童阅读，推动儿童阅读成为全民阅读的有效抓手，助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附：首届“童阅中国”原创好童书获奖榜单</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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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重庆市江北区推行“幼有优育” 幼儿更快乐 家长更放心</title>
<content>　最近，重庆市江北区鹏润贝豪幼儿园小2班的学生家长邓玲，发现六一儿童节后幼儿园又有了新变化：塑胶场地升级了，功能室扩建了，幼儿园比作为非普惠民办园时更漂亮了。　　鹏润贝豪幼儿园以前每月的保教费是2240元，转为普惠性幼儿园后，每月只收1000元。“原来担心高端民办园转为普惠园后，投入会减少，办园质量会下降，现在看来担心是多余的。”邓玲笑着说。　　鹏润贝豪幼儿园是重庆市江北区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缩影。2016年，江北区成为重庆市唯一的“国家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实验区”，区委区政府随即根据“幼有优育”的学前教育发展目标，逐步构建起完善的普惠体系和保障体系,让学前教育变得更有质量和温度。　　让幼儿园教师更加安心　　2016年，在重庆主城一所幼儿园工作了几年的陈一瑶，来到距离城区30多公里的江北区五宝镇，成为五福幼儿园的一名老师。“刚来时每月工资2000多元，按照教龄逐年递增，现在每月已经有4000多元，还有很多去区进修学院学习的机会。”陈一瑶说。　　“2008年建园以来，我们的收费一直很低，但老师工资每年都会递增，加上区里的培训丰富，老师成长快，大家都愿意留下来。”五福幼儿园园长梁大萍说，五福幼儿园2019年由民办园转为公办园后，除了常规的生均公用经费、教职工社保等补助，江北区每年还会划拨3万到5万元的专项奖补扶持农村幼儿园。　　“2011年，江北区开始推进第一轮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时，全区只有1所公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收费高，质量参差不齐，与群众对学前教育的期待差距较大。”江北区教委主任李四川说，在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的同时，江北区也积极推动民办幼儿园转为普惠性幼儿园，目前全区普惠覆盖率已超过80%。　　民办幼儿园转为普惠性幼儿园后，收费标准大幅度下降。为保证“转普不降质”，江北区出台了生均公用经费、教职工保险补助等18条标准高、项目多、针对性强的政策，对幼儿园进行生均公用经费、教职工社保、园龄、体检、贫困儿童等多项资助，同时实行办园条件改善奖、学历提升奖等专项奖补项目近20个。　　5年来，全区学前教育财政投入达35349万元，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由2016年的3.15%提高到2020年的7.75%。其中仅在2020年，政府通过租金补助和一次性奖励政策，就引导了22所高收费民办幼儿园转为普惠性幼儿园。江北区为此投入租金及奖励2660万元，大大减轻了家庭的负担，每年近万名幼儿直接受益。　　专业引领夯实优教优育基础　　“费时费力的主题墙有没有创设的必要？主题墙怎样体现孩子的学习发展变化？”5月下旬，在江北区科艺幼儿园组织观音桥片区薄弱幼儿园开展的一场现场教研活动，教研员和年轻教师共同分析了50份主题墙创设的案例，反思了主题墙创设过程中以成人视角单纯粘贴教学内容的问题。在江北区各个幼儿园，类似的专业研究场景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2018年大学毕业的张兆婧，经过公招成为江北区鱼嘴幼儿园的一名老师。初为人师的她，经常因为设计的活动缺乏趣味性而焦头烂额，但全区性的专业研究平台和系统的培训，很快让她变得得心应手。“我们虽然位置比较偏远，但是园内的‘芝麻讲堂’、新教师培训，还有区里组织的教研员和专家指导培训，为年轻教师打开了快速成长的空间。”鱼嘴幼儿园园长徐甜甜说。　　江北区普惠幼儿园师资数量庞大，地域分布分散，为保障全员培训的质量，全区构建起了“5+5+5”培训机制，即公、民办教师共成长的5级培训网络、5大培训类别和5方联动的培训机制，将幼儿园各个岗位的人员都纳入培训计划，通过专业深度和覆盖广度的交叉融合，促进全区幼儿园园长、教师和保育员专业水平全面大幅提升。　　据江北区教师进修学院院长李大圣介绍，江北区幼教国培满意度在教育部匿名评估中已连续七年位居前三，学院近年来探索实践的《“三维共振三段发展”模式助力幼儿园新教师成长——重庆市江北区新入职幼儿园教师培训模式创新》，获评2020年“国培计划”十周年优秀案例第一名。　　协同提升办园水平让家长放心　　“六一”前夕，江北区恩宝幼儿园的孩子们体验了没有爸爸妈妈陪伴，自己怎么看电影。孩子们手里拿着老师发放的“货币”，自主选择购买电影票、爆米花、饮料。什么都能自己做主，小朋友开心得不得了，他们也通过真实生活场景的再现，理解了“钱”和“数”的概念及应用。　　“政府的专业指导培训多，幼儿园更加注重内涵发展。”恩宝幼儿园投资人杨建说，虽然新办配套幼儿园审批为普惠园，但是生源不用愁，幼儿园因此可以在政府部门和专业机构支持下，更加全心全力关注幼儿的身心发展。　　港城幼儿园幼儿家长李晓敏的第一感觉是，“转为公办后，更加规范了。”幼儿园的大门、操场都修缮了，上学、放学的管理更严格了。“有了政府的介入和督导，家长一百个放心。”李晓敏说。　　江北区新村幼儿园园长刘静，每个月通常都要安排几天时间，走访区内自己负责督导的10所幼儿园，进行现场查看、重点指导。类似她这样担任全区幼教督学职务的，在新村幼儿园共有8名干部或教师。新村幼儿园还发挥公办示范园公益性、科学性和示范性作用，近几年先后承接江北区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接待园长、教师观摩、讲座、培训13次760人次，为国培项目、保育员培训等授课650人次，通过示范交流，促进区域学前教育的均衡发展。　　江北区建立了区域学前教育质量监督管理机制，对全区普惠幼儿园定期考核，协同多个部门，对幼儿园进行全覆盖定期指导。系列配套的措施，规范了办园行为，使全区幼儿园的办园水平逐年提高。据李四川介绍，全区过去两年间新增的50所公办幼儿园通过协同提升，逐步形成了各自的办园特色。这些幼儿园在实现内涵式高品质发展的同时，又牵手其他幼儿园，促进了全区学前教育的协同发展。“我们的目标，是让家长觉得无论孩子上哪所幼儿园，都很优质、很放心。”李四川说。</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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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幼小衔接到底衔接什么？听听校长园长怎么说</title>
<content>自《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发布以来，社会各界对“幼小衔接”的关注愈加强烈。此次《指导意见》首次提出了幼儿园与小学”双向衔接“，对于幼儿园、小学以及教育管理部门如何全面做好幼儿的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做出了相关的指示。人民网教育频道近期举行的“教育思享汇·双向协同科学衔接”研究会上，多位幼儿园，小学校长聚焦“以幼儿为本，搭好幼小过渡桥梁”展开座谈，进行深入的探讨。尊重儿童发展规律帮助孩子迈好关键的一步“帮助孩子走好关键的一步，是小学阶段需要思考的问题。”房山教师进修学校的副校长武维民表示，教师首先应当树立科学衔接重要性的观念，相对于学习知识，建立畅通的师生关系更加重要；第二，要尊重儿童发展规律，激发儿童学习的兴趣和自信；第三，科学地把握教育教学方法，帮助儿童迈好关键的一步。武维民强调，在幼小衔接的过程中，教师应遵循儿童的自然天性，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人，努力为儿童的可持续成长服务，努力让儿童发展的可能真正成为可能。“‘幼小衔接’不仅只是大班的任务，而是幼儿园三年保育教育的全过程。”北京第五幼儿园园长邹平指出，儿童在“幼小衔接”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适应性”问题是高于“学习适应性”问题，幼儿园和小学之间应当合理利用“互通式教研”的方式相互了解，关注儿童的身心准备、生活准备和知识储备状况，一起帮助儿童走好人生中的重要衔接。在玩中满足孩子的求知欲让孩子“一辈子爱上学习”“‘幼小衔接’要融入到儿童的生活中。儿童的学习是在‘玩’中学。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学习。儿童的创造力、自信心，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能力。”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园长朱继文表示，老师们应了解儿童的年龄特点，尊重儿童的个体差异，满足孩子的学习愿望，让儿童有旺盛的求知欲，让孩子们“一辈子爱上学习”。北京市大兴区第七幼儿园赵旭莹从儿童的视角出发进行了发言。她通过调研发现，许多儿童对上小学是充满期待的，当然孩子们也会有自己的焦虑，针对幼儿的这些焦虑，幼儿园通常会采取积极应对的方法。比如，针对小班的儿童，重点培养儿童良好的生活习惯；针对中班、大班的儿童，重点培养儿童的阅读表达能力和学习品质、学习习惯等。赵旭莹表示，幼儿园通过开办家长学校、家长论坛等方式，帮助家长了解科学育儿的知识以及幼儿园“幼小衔接”工作的实际情况，帮助家长缓解焦虑。家长、幼儿园、学校和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有利于幼儿更快地做好入学准备。持续的儿童发展评价，能够帮助教师更清晰地了解儿童的成长轨迹，更好地把握如何支持儿童发展。遵循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建立学科化的逻辑习惯石景山教委学前科科长范璐丹在发言中谈到，“首先，我们要做到‘理念先行’，树立科学的保教理念，遵循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其次，要以《指导意见》为引领，建立幼小协同的有效机制，利用有效的机制保障稳定的教育生态。作为行政部门要发挥专业引领作用，从儿童终身发展的角度出发，打破小学和幼儿园之间的时间壁垒，践行科学的双向衔接。第三，创设良好的资源生态环境。行政部门要关注和支持幼儿园的物质准备、师资建设、幼小资源互通、社会资源引入等。第四，作为专业部门，有义务发挥专业的引领，将科学的育儿和教育理念，传播到社会，和各方力量共同建设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幼小衔接’中‘衔接’的主要是‘人的变化’和‘学习方式的变化’。”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副教授刘晓晔教授认为，所谓“人的变化”是指儿童从一种关系变化到另一种关系，而“学习方式的变化”则是从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学习方式过渡到了以“听课”为主的学习方式，这种学习方式的变化并不是“从0到1”的变化，是我们帮助幼儿在前期的生活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学科化的逻辑习惯。相信儿童无限的潜力扣好孩子人生的第一粒扣子首都师范大学金泽小学校长蒋学凤从小学的角度提出了对于“幼小衔接”工作的一些看法。蒋校长表示，《指导意见》的颁布进一步明确了“幼小衔接”工作的具体要求。小学在“幼小衔接”的工作中应当主动出击，主动联系幼儿园、家长、社会等各方资源，开展相关建设，建立教育共同体。第二，明确儿童从幼儿园进入小学的重点，打破幼儿园和小学各自的本位主义，注重符合儿童发展规律，帮助儿童一步一步地自然过渡。第三，系统构建“幼小协同”体系，幼儿园和小学共同教研，相互学习，都做到眼中要有孩子、心中要有尺度、手中要有策略，有效地改善双方的本位主义。蒋学凤强调，做好家长的心理建设，科学地帮助儿童过渡。“幼小衔接”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认真研究，扎实推进，逐步完善。北京呼家楼中心小学团结湖分校校长李新宇从家长的角度讨论了“幼小衔接”的相关问题。李校长表示，在“幼小衔接”的过程中，家长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家长对儿童的价值引领对儿童影响非常大。请家长相信儿童无限的潜力、相信国家政策、相信幼儿园和小学的教育、理解小学的“0起点教育”，减轻焦虑，做好家庭教育，为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content>
<pubTime>2021-10-27T18:26:00</pub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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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普惠幼儿园长远之路怎么走</title>
<content>　近日，山东省青岛市教育局公开了一批对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建议的回复。数封来自青岛市人大代表的建议信反映了疫情后普惠幼儿园生存之艰难的情形：财政补贴不足、教师流失、发展难以为继……据当地办学者反映，青岛仍有不少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亏本经营。　　近年来，随着二孩、三孩政策的放开，入托难、入托贵成为摆在家长面前的一道难题。公立幼儿园名额紧张，有的甚至需要摇号排队，私立幼儿园动辄上万元一个月的托费也使家长们倍感压力。为此，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针对困扰老百姓的这件烦心事明确意见、开出“药方”，提出要普及普惠性幼儿园，扩大资源供给，健全成本分担机制，亦即合理确定公办园收费标准，加强对民办园收费价格监管。普及普惠性幼儿园是个好政策。和相对高收费幼儿园作对比，它是具有公益性且质量有保证的幼儿园，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接受政府指导价，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老百姓生活消费水平而定，是百姓家门口上得起的幼儿园。　　在政策推动下，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近年来飞速增长。教育部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84.74%，较开始相关统计的2016年增长17.5个百分点。有专家表示，这标志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确定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以及高中教育发展目标全面实现。　　目标的数量指标虽然完成，但在这个目标的长远维系方面，政府和幼儿园双方都承担着很大的压力。2011—2020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达1530亿元，以这个资金规模来看，国家重视力度不可谓不大。仅今年，中央财政下达的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预算达198.4亿元，较上年增加10亿元，增幅5.31%。同时，要长期维系公办园占比50%、公办加民办普惠园总量占比80%的学前教育格局，对地方财政能力和治理能力是个不小的考验。在本文开头的新闻中，就有人大代表提到，青岛个别区市仍对2020年普惠补贴有不同程度的欠账，普惠园兴办方对此怨声载道。　　相较之下，民办园转普惠园的难题更为切肤。一方面，普惠性民办园收费执行政府限价，一些民办园转民办普惠园后，幼儿园不得不大幅降低收费；另一方面，普惠性幼儿园所获财政补贴，并不足以覆盖降费所带来的资金缺口。不少业内人士担忧，如果普惠幼儿园大规模倒闭或退出，学前教育的学位供给不足将更加凸显，政府将投入更大财政资金来增加新园及其学位。　　亏本的买卖干不长久，这是最朴素的规律。幼儿园收费高低，与其规模以及人工成本相关，也与市场的开放度相关。普惠幼儿园市场的数量多寡，与一个地区婴幼儿的数量相关，其中的比例关系应该是一个常数，有关方面在设定普惠性幼儿园市场准入这道门槛时，应该参考这些常数，由此估摸出幼儿园的大致数量，使其既有竞争，又不致使普惠变普亏。　　普惠幼儿园是个好政策，好政策更要推敲细节，保证其可行性、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在这一过程中，普惠幼儿园如果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其发展势必不能长久，到头来，伤害的还是民生福祉。（作者：张焱）</content>
<pubTime>2021-10-27T18:25:00</pub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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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育儿中如何让父亲更多地“在场”</title>
<content>　“三孩”政策出炉后，关于“产假”到底应该多长的问题引发社会热议。对此，有专家建议延长“带薪父亲陪产假”到至少1个月，同时父亲陪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也应由生育保险支付。不少人认为此举有利于减少职场性别歧视，还能增进夫妻感情、培养亲子关系。　　提到“产假”，很多人都会在第一时间联想到女性权益，却常常忘记我们国家的男性也是有“产假”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坚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将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放在重要位置，女性的产假从1951年规定的56天，到1988年和2012年两次延长后定为98天，再到2013年后各地普遍延长产假并设立了陪护假。但父亲的陪产假，目前在很多地区都还是仅为7天。很多人表示：相比漫长的育儿过程，这7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些年，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但现实中，很多家庭仍然处于“丧偶式育儿”的状态，妈妈在带娃的琐碎日常中忙前忙后，爸爸却成了育儿的“旁观者”。抛开主观因素，父亲角色的缺失，与客观上工作高压、带薪假难以保证、就业性别歧视等原因不无关系。延长父亲陪产假的建议，就是在努力把父亲从工作中“解放”出来，更多参与到育儿中去。无论对家庭还是社会，这都是一种进步。　　从家庭层面来说，生孩子不仅是女性的事情，照顾产妇和孩子本身就是父亲的责任和义务，延长带薪父亲陪产假的建议之所以受到网友欢迎，也是因为它符合这一公序良俗。让男方拥有较长时间的陪产假期，使其有充足时间融入父亲的角色，进而理解和体谅女方的不易。双方共同育儿，不仅可以增进夫妻感情，也有利于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维护家庭和谐。　　从社会层面来说，生育休假和生育保险制度关乎育龄劳动者权益保障，鼓励父亲承担起更多养育责任，不仅可以减少女性遭受职场歧视的现象，相关假期和福利的增多还能提高大众的生育意愿。所以，延长带薪父亲陪产假，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社会心理层面，都能对提高生育率起到较好的鼓励作用。　　当然，这项建议虽好，若要具体落地，也需切实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比如，在产假期间，父亲是否能真正做到全身心地照顾妻子与孩子？再比如，父亲出于对职业生涯的考虑，会不会因为担心“职位不保”“晋升受影响”等原因，而放弃休产假？解决这些问题，有待相关配套措施的制定和执行层面上的发力。　　延长带薪父亲陪产假，看似是个家庭范畴内的小议题，但其背后却折射出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三孩时代，提升生育率需要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需要配套的生育扶持政策去精准解决问题，也需要在公共政策、社会环境、文化氛围等方面进行相应调整。政策再好，能够落实到位才是关键。</content>
<pubTime>2021-10-27T18:25:00</pub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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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专家、园长总结幼儿园办园质量督导评估 共同推进北京市学前教育改革发展</title>
<content>《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指出，要求建立完善幼儿园督导评估制度，进一步加强幼儿园管理，规范办园行为，提升保教质量，推进基本建成全面覆盖、运转高效、结果权威、问责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督导体制机制。为办好新时代学前教育，人民网教育频道近期举行北京市幼儿园办园质量督导评估经验总结座谈会，邀请多位专家、园长分享幼儿园督导工作经验，以期为各地教育督导提供参考，共同推进北京市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北京市海淀区督政科科长张永俊谈到，近年来，海淀区学前教育督导以“支持性督导”为特色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督导部门首先对有督导需求的幼儿园进行“需求性督导”。判断园所督导需求的合理性后，督导部门再进行督导评估。督导过程中，督导部门从园所管理、保育教育、后勤、卫生保健等多方面，提出反馈。帮助幼儿园更好的进行自我认识，明确下一步的前进方向。“对于督导评估中较薄弱的园所，采取‘针对性跟踪指导’策略，主要分为：指出需整改的地方、确定整改时间、按需跟踪指导。”张永俊说，最终目的是帮助幼儿园顺利通过督导评估，提升办园质量。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学前教研室主任高小芳表示，丰台区教研室积极思考如何促进区域园所提高办园质量，如何让园所能够切实做好“保教工作”。高小芳说，丰台区教研室积极了解各类幼儿园的保教水平，并采用“实际案例与指标相结合”的方式对各类幼儿园针对指标内容进行深入培训。在培训后，教研员跟进到督评现场来发现问题，实现从“培训者”到“督评者”的角色转换，并在督评后循环进行下一轮培训。高小芳表示，期待在督导工作中，管理者能从“被评者”转换到“评价者”，实现幼儿园自我诊断这一终极追求目标。加强评价者培训，是下一轮督评反思的重点。会上，北京市通州区学前教研室主任白秋红提到，作为教研部门，要积极落实四个职能：研究职能，指导职能，管理职能，服务职能。这就要求部门做好精准解读，有效地上传下达；引领园所工作方向，诊断并发挥优秀园所的辐射力量；优化保教工作团队，辅助相关行政部门的工作，配合基层园所的保教管理工作；服务助力教师、协助园所、发展儿童。身兼“基层园长”和“督导评估专家”双重身份的北京市方庄第二幼儿园园长孔震英认为，此次督导评估对园所发展带来三方面的影响和改变。第一，督导评估是园所全面梳理办园方向、管理、教育工作的机会，推动园所不断向内涵发展转变。第二，自我评估是园所自我诊断和自我提高的过程，也是督促园所转变观念的过程，教师的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发生明显转变。第三，通过督导评估为学前教育发展建立更好的生态环境。在谈到如何让督评工作做得更好时，孔震英认为，一方面，应更关注每个幼儿园“纵向发展对比”和对评估结果的运用；另一方面，要考虑评估方式的多样性，避免重材料轻实践，要重视“评价者”培训。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第二幼儿园园长翟丽娟介绍，自己的园所加强了对各岗基层教师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教育策略上的培训与指导，通过多种途径提高教师观察分析幼儿的能力，如业务培训、园本教研、案例分析、现场观摩，日常循环指导等。“一个好老师要会观察孩子、能持续观察孩子的变化、因人而异进行育儿。”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幼儿园园长李新波提到，此次督导评估的过程是对“学前教育质量提升”的认识不断更新的过程。园所针对年轻教师开展了“共建共享”建构游戏，来支持教师连续、深入地观察和帮助幼儿，让教师们在实践中掌握观察评价的能力，实现一通百通。北京市通州区花石匠幼儿园园长徐淑松表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园所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与园所质量的提升密不可分。她将提升教师队伍建设质量的经验主要总结为“五赋能”、“三步走”、“四变换”。“五赋能”即：认知赋能、学习赋能、研究赋能、课程赋能、实践赋能。“三步走”即：管理部门的支持、团队的合作、让教师更有成就感。“四变换”即：变努力为借力、变管控为影响、变“用能人”为“用团队”、变“用经验”为“用规范”。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副院长刘昊表示，现有的督导评估工作解决了从前各类各级类验收工作中名目繁多、重复性高的问题，“多标合一”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做法。评估标准统一和评估结果共享，也是国家教育督导改革的方向。刘昊认为，在督导实践中难免会出现各种问题，包括督学培训、督导过程中评估的方式方法以及大家对方式方法的不同理解等。各级行政部门、业务部门及园所需要共同努力，在未来的实践中积极解决这些问题，充分发挥督评工作对促进教育公平事业的重要作用。nbsp。</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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